尹树鹏

整整一百年前的1912年，中国侠义风范最浓的燕赵文化圈里，出现了一个新式的民间团体——中华武士会。它以传播、教授、弘扬中国特有的国粹武术为己任，引领中国兴起了一股为保国而强身健体，重新提升国民体魄素质的武化教育运动。它的实体组织存在时间虽然不太长，可派生出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其所号召的强体保国的思想和对旧教育结构缺陷引起的反思，则直接植根在众多关注中国命运志士仁人的心田之中，并影响了他们的成长，使中国出现了众多倡导国术的教育家和代表人物，甚至影响了到了毛泽东。

中华武士会为我们留下一笔至今仍可圈点、可参考、可反思的诸多命题。由于各种原因，至今对它的研究非常零散，许多史实都未搞清，其走过的历程和发展脉络仍有许多未解之谜。今根据目前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做一些简略的分析。在搜集整理资料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有对其研究的紧迫感，因为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的专门研究、弘扬、教授国术活动的民间团体。通过对它的研究，会近一步认清它的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是研究中国近代素质教育、国防教育、民间社团史、武术史和中国传统思想领域里文化和武化两种思潮碰撞的重要内容。中华武士会首次将武术推向社会，推向课堂，提供了一种体魄双修的教育思想，并由此派生出许多社会现象。对它的深入研究，也是充实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众多薄弱环节的需要，也是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势下一种对新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探索。

一、中华武士会的成立是当时中国社会先进理念的体现和新兴社团的楷模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的早期无论是资源还是环境，都非常完善，富有朝气和活力。出现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这其中就包括侠义文化。但汉代以后受思想专制体制的限制，禁锢了中国文化的自由发展，至封建社会晚期则更加变本加厉。儒家文化作为封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日益脱离科学，脱离底层群众，并且泯灭了个体价值，让文化充满玩弄文字和辞藻的士大夫味道。中华武士会在成立的公告中，从中日两国对武术的比较，引申出当时中国社会轻视武术的制度根源、文化根源和思想根源。公启明确指出：“各专制君主皆极思柔弱其民，使易于控驭，自是武道始不竞矣。”我们知道，自清代雍正年间公开禁止民间习武，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为组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才放松对民间习武的管制。“极其弊而通国土夫，皆以习武事为轻狂，不但不以为可贵，而反蔑视之，遂使通国之人靡弱若病夫。”“我则藏精具粹，而世莫知焉，国家亦未能得其利者，何也？此无他，以我之视，此直蔽屣之，不若故也，吾国则反，是文人直以运动为轻佻，而且视为下流。”这里，对旧文化对社会的腐蚀作用提出了尖锐批判，并得出了“国风之文弱，与士气之不振，则为其原因中之过且大者无疑也”的结论。一个民间团体能从制度、思想、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国武术复兴的必要，在当时就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呐喊，而能以民间社团的角度发出此种呐喊，其意义则显得更加重大。

第二，首次对中国武术作了通俗准确和接近科学的解读。中华武士会对中国武术的实质也在公告中进行了说明。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旧有武术的典籍很分散，多附以神秘性和牵强性的包装，使外人很难理解。这也限制了中国武术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中华武士会在公告中明确对中国武术做了如下的解释：“我中国之击技，其神妙实甲全球，若其变化莫测、刚柔并用、运气诸法，又为外人所梦想不到者。皆我先民好武者，久由经验而得之，岂有神权涉其间者。”1912年，能对中国武术的实质去掉神秘化是难得可贵的。它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武术的种种心得，是无数习武之人经验所得，没有什么神秘力量所授。中国武术很注意神和意的整合，引领动作。按照现在人体科学来解释，就是调动人的潜意识，及调整植物性神经功能。虽然人体科学发展至今，对精神层面的规律仍所知甚少，但中华武士会当时能对中国武术提出这种认识，已说明它在当时是一个拥有最新思想理念的民间团体。

第三，中华武士会在当时展现了中国非政治性民间社团的风姿。中华武士会作为一个弘扬、教授、传播武术的组织，不但有方针，有组织，有日常工作机构和经费筹措渠道，而且还有组织严密的教学程序和其他各种规定。它向社会表明，中华武士会不是江湖练家子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由一批接受了新思想，有知识、有文化、文武全才型人士为骨干组成的非政治型的民间社团。在当时动荡的年代里，堪城为一个有良知、有正义，倡导公益活动的社团楷模。

二、中华武士会的历史价值应该总结

中华武士会为当时的军校和普通学校普及武术教育，起到了发端和示范的作用。由于当时社会的形势，中国军队装备较差，而非常适于近体格斗用的形意拳非常实用。所以当时许多军校都开展了武术训练。而这些教官和教材大都来源于中华武士会。如中国近代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就聘请了武术教官，开设武术、劈刺等课程。其教官多为中华武士会的骨干，教材也多使用李存义编著的形意拳谱。其中张荫悟就是著名代表，他武术教得好，教材写得精，并被其他学校广泛翻印使用。值得提出的是，当时新式学校的快速发展，普遍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新的教育思想，在各学校牢固树立，并都把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理念作为学校的教育方针。一个突出的特征是：新式学校摒弃了单纯使用德式和丹麦式的体操体育教学，普遍感到作为个人体魄全面发展，武术的作用不可替代。清华大学在1912年就聘请中华武士会的刘文华作为武术教授，并专门为其教学课程出版专辑，而后由中华武士会骨干李剑秋接任。在马约翰的支持下，武术教学成为清华大学的一个亮点。1919年，马约翰在美国的体育研修硕士论文就是“中国拳术入门”，书中还用李剑秋的形体照片作为附图，并在理论上对中西体育进行了比较与分析，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功夫，也让洋人佩服了中国功夫。而后，山西国民示范学校、云南示范学校也都使用了相似教材，开设了相同科目。中小学此时普遍增设了拳术课，所用教材大都相似。中华书局从1912年到1949年共出版17种武术教材，虽然直到1931年才正式出版形意连环拳图书，但之前以中华武士会教材为蓝本的形意拳谱已有十几种了，由此可见中华武士会对社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三、中华武士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正规化的武术教育家

中国武术门派很多，多为师徒相授，使其传播和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中华武士会成立后武术教育面向社会，招收学员，向公众开放，并在众多学校成为课程。它提高了武术教育的社会效益，它将师徒私授的模式转变成大众教育。形意拳至今不到200年，它本由心意六合拳演变而来，将心意发展成形意是河北深州的李老能，可称形意门一世。而后由其弟子郭云深、刘奇兰等发展成形意拳，可称形意门二世。形意拳的成熟与大发展并走向社会，是由其三世传人完成的，其代表人物有李存义、张占奎等七人，俗称“结义七侠”。他们起初多为镖局的镖师，民国后觉悟有了提升，投身于武术的教学和武术的普及。这让他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提升，其骨干成员纷纷投向军校和民校做专职武术教练。李剑秋成为清华大学有著作、有影响、有名望的武术教育家。张荫悟在多个军校和民校既教课又著书，影响颇大。李存义的弟子阎子阳培养出来新中国体育界少有的文武全才的大家董怡如，他曾代理过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和广志馆馆长。1990年，董怡如82岁时还为亚运会作画，时任体委主任的袁伟民感叹道：体育界能文能武仅董老也i中华武士会为进行形意拳教学，由李存义编写了拳谱，但插图准确是一难点。因当时还不可能有表达体位变化的科学符号，遂由其弟子阎子阳利用自己高超的绘画技艺，绘制了一套形意拳图谱，为形意拳的普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直至1928年以前，各校进行武术教学的书籍和教员，多为中华武士会所派生。

四、研究中华武士会的当前意义

第一，提高国民体魄也是硬道理。中国武术和中医一样是个宝库，中国功夫在形神双修强魄健体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普及中国武术是一种高效能低成本的方法，可使国民素质在体质、身魄、境界方面都得到提升。用大量国力打造少量体育精英，体现出的价值主要还是政治功利，而全体国民体魄雄健才是强国之本。在当前的条件下，在学校和社会普及一般的武术训练，是全民体育健身运动的落脚点，应大力倡导。

第二，对燕赵文化圈应该重新认识。中国的武术起源传说与黄帝打败蚩尤有关。现在的考古已证明，泥河湾文化是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代表，所以燕赵文化圈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缘关系。它是中国北方最典型的侠义风范文化圈，故才有“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中华武士会成立后举行第一次表演时有67名代表，其中仅有3名是外省人士，其余皆为河北省人。可见中国北派功夫就是燕赵之地。开发这一文化资源是当今发展文化产业的大手笔，也应该是燕赵各界人士共谋的目标。可喜的是，中华武士会百年后的研讨，已汇集了各路贤达，他们中有关心中国武术发展的各方面专家学者，有从事武术史研究的民间人士，有中华武士会成员的后裔和传人，也有致力于弘扬中华武术文化的民间志愿者代表，这恰恰也证明了上述意义。

2012年8月31日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