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鸿捷
由天津记忆志愿者团队和天津市图书馆读者协会及其他致力弘扬武术文化人士组织的“纪念中华武士会百年学术讨论会”,引起了人们对历史的回忆与思考。人们很难用规模大小、规格高低、时间长短等尺度衡量会议的分量。与会代表间许多人原本不相识,却聚之成形,散之有气,显现出享誉百年的中华武士会遗传基因的特质,真是“和气位一家天地,书声起万里风云”。
作为武士会的后人,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追寻先辈历史业绩的怀旧思绪里,也感受到作为一代武术传人责任的庄严。中华武士会,不仅仅只是一个民间武术组织。在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保守派、改革派、革命派三种势力相互激荡的社会背景下,在中华民族风起云涌的那个年代里,中华武士会经历了太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肩负了太多重要的社会责任,创建了太多重要的功勋业绩。
中国传统社会中,“官”与“民”之间的关系,不是划界分权的。纵观民间武术,从来是受到统治者压制的。特别是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之后,民间武术倍受摧残和鄙视。民国初年中华武士会应运而生,顺应历史潮流,执起同盟会的大旗,取得了中央政府支持,并推动武术上升为“国术”,肩负起“强种强国,抵御外辱”的历史责任,成长为华夏大地上萌发的第一个对国家时政影响很大的民间武术团体。
中国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血缘和亲情关系形成了社会的族群脉络。这种文化模式投射到民间武术中,形成了以血缘、师徒关系构建的家族式武术门派,也形成了影响武术文化广泛传播、交流发展的宗派藩篱。但中华武士会摒弃狭隘的门户之见和封建保守思想,从他组建之初,就汇聚天下英才,在传统武术家族式传承的基础上,发展为武术组织传承,以班级学员的形式组织教学,为多个拳种创造宽松的学习环境和施展才能的天地,使武士会成为一个武学知识的讲台,门派学术交流的平台,多种形式比武较艺的擂台,宣示中国功夫素质的展台。
中国传统社会中,武术在军队和民间一直作为使用器械或徒手与敌格斗的技艺,技击是武术的灵魂。但在最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冷兵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武术从一种技击技术演化成一个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武术必然吸收许多其他类型文化,其中包括许多外来体育文化元素。渐进的体育化使武术面临着失去技击内涵,成为一种魂不附体的花架子,异化成另一事物的趋势。中华武士会处在武术朝哪个方向发展的十字路口,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点,使中国武术的技术体系和训练体系,始终朝着体用一致的方向努力,保护和促进了形意拳、八卦掌、太极拳、八极拳以及戳脚、翻子等优秀拳种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有名望的武术人才,涌现了众多英雄人物,他们面对旧中国的邪恶势力,面对洋夷势力的挑衅,惩恶扬善,护国安邦,一扫“东亚病夫”的耻辱,为中华武术赢得声誉,为国人扬眉吐气,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防身、健身、养性结合的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社会中,武术从整体上看是一种俗文化,并不可避免地受到腐朽没落社会价值观念的污染。但中华武士会勇于突破传统武术中的没落文化、腐朽意识、仙传神授等迷信色彩的束缚,依靠一批德艺双馨、乃文乃武的优秀人才,利用近现代科学,诸如哲学、力学、心理学、解剖学等知识,以及文学、艺术的手段,开展武术研究和宣传,赋予传统武术中原本晦涩神秘的语言以科学新意,形成了丰富的武学新思想和大量的武术文化新著述,推动了传统武术“草根文化”与“高雅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武术文化的进步。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第一次从文化纲领、目标、政策上阐述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应该讲,这是通过深入总结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提出的新的指导思想、新的政策举措。
改革开放以来,照搬外国模式、模仿外国技术、参照外国经验,成为时尚的前卫,促进了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大潮,加快了中国社会发展步伐,使我国迅速赶上并融入了以现代化为显著标志的国际社会。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的做法和成绩。但值得重视的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这一熔铸于民族灵魂之中的精神血液,却在悄然之中接受着外来的“转基因工程”。“得”和“舍”往往不可兼有。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路上,是要舍弃一些东西,但中华民族的自主性、华夏文明的特征,这些关乎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民族魂是万万丢不得的。
遗憾的是,在不少方面,我们丢掉了不少“文化家底”——譬如中国武术。
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进,这是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从国情看,深厚的武术传统和现实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中国武术文化建设必须走中国特色道路,不能照搬西方体育发展模式。回顾中华武术发展史,重温中华武士会这些鲜活的历史教材,我们可以看到,武术文化凝结着华夏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学成果,也算是一个国家软实力之一。
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武术事业囿于指导思想、领导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已人为地从武术文化整体中分割出一个局部,即竞技武术,凌驾于民间武术的众多门派之上,来率领和代表中华武术(譬如申请入奥)。与官方武术组织相比,民间武术处于事实上的边缘化和体制外生存的状态,基本是自生自灭。院校武术教学和武术专业队参加比赛,形成了竞技武术培养尖子,尖子当领导抓竞技武术这种近亲繁殖的模式,武术的情结越来越远离民间武术的土壤。搏击方面,现行的武术管理机制也正把中国武术的散打西化。只注重借鉴和模仿西方拳击等体育项目的训练内容和竞赛规则,忽视挖掘弘扬传统武术的宝藏,认为中国武术上不了台面。被人们称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武术,如果继续沿着武术专业队跳“武舞”,休闲人群跳“武蹈”的方向发展下去,武学内涵将日益缩水,技击精华日益流失,中华武术将被体育规则削足适履,失去本来面目。
在思想多样、价值多元、思潮多变的今天,提武术发展的中国道路,更显重要性和迫切性。君不见来自国外的这个“道”那个“道”,还不都是趁中国传统武术没振作起精气神的机会争夺人心吗?尚不谈这些进口武学文化是否含着中华武术的内核,也不否定他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可借鉴性,仅这种认为“远来的和尚会念经”,任凭他们影响和争夺武术人口,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局面不扭转,何谈中国特色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武术称为文化,是因为他汲取了一切有利于武术发展的传统文化成果,可以涵盖军事、文学、艺术、体育、哲学、医学、伦理、民族风情等多个领域。坚持中国特色的武术文化发展道路,必须把握武术的内涵和功能的外延,扭转只在一个体育框框里搞武术的格局,一手抓武术文化事业,一手抓武术文化产业,尤其要重视民间武术在武术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彻底解决好武术为谁、靠谁、抓谁这些决定着武术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防止若干年后,中华武学传统文化真的不在了。
因此,我们要抓住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机遇,一方面寄希望于有关方面认真调整武术文化发展思路,不仅在体育领域,而是在文化的范畴和高度,把我国武术文化改革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另一方面,民间武术人的思想也要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次会议本身就是一个武术人追求上层次的活动,是中华武士会后人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从自己做起,为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所采取的实际行动。与会者感到,这次会议是个昭示,昭示着热心中华武士会的人群将走向组织化;这次会议是个尝试,尝试着这个武术民间团体如何把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有经济实力的人、有真才实学的明白人请进来,形成这个组织的长效机制;这次会议是个动员,动员我们大家要有使命感和紧迫感,加快挖掘和整理中华武士会的武学遗产,通过“寻宝”和“鉴宝”,使散落在海内外的宝贝尽快集中起来,形成较为系统全面,具有较强权威性的中华武士会的文字档案资料;这次会议是个策划,试图通过现代媒体的宣传使中华武士会拂去满身的尘埃,在世人面前呈现一个光彩照人的历史真面目;这次会议也是一次考试,并有可能在今后形成一种“期考”的形式,检验武士会的后人们有没有学到真本事,能否用肢体语言展现当年中华武士会的武功风采,并把这些一代代传承下去。
特别令人欣喜的是,这次会议使大家交了许多新朋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天津这块武术文化的热土上,中华武士会的后人们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大家也都应常回家看看。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中华武士会的优良传统,中华武术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定能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文化的瑰宝。
2012年8月28日于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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