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视角下独流苗刀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中华武术历史悠久，远远流长，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使各地域都产生了风格独特、特色鲜明的武术文化，成为不同地域文化的典型标志，共同构筑了中华武术存在的完整根基。独流苗刀是流传于天津静海县独流镇的一个地域武术文化珍品，它以内涵丰富、结构严谨、刀法凌厉、技击性强而闻名中外，具有很高的实战技击效用和修养身心效用，尤其在百余年的发展传承中没有受到花法流俗的侵染而较好的保留了原始古朴的风貌，它所承载的技术诀窍、技法理论、训练方法等原始信息为我们研究透析中国双手刀剑法及中日刀法源流发展的原始印迹提供了“活标本”，颇具考古价值。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和一些域外持械对搏形式（如剑道）的传播流行，给独流苗刀自然传承的方式带来极大考验，为了使地域文化珍品独流苗刀免于失传，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始终要有“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的危机感，在非物质文化保护的进程中，采取有效的保护与传承措施，不可任凭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沧桑剧变中自生自灭，避免由于流失或失传给中华武术文化造成的难以弥补的损失。

古传秘技苗刀能留驻天津静海独流并自成一脉，与独流镇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据静海县志记载，独流地处九河下梢，因海河流域的子牙河、大清河、南运河三河汇集到此，合为一流而得名——独流。独流始建于宋辽对峙期，明永乐二年1404年，大兴屯田，渐成集镇。明嘉靖年间刻印的《河间府志》有独流北砦、独流东砦等六砦，就可看出此地的军事地位。独流砦在北宋末年称独流口，明朝以后称独流镇至今。清代南运河畔的独流镇成为水旱码头、漕运重镇，此地市井繁茂、店铺林立、舟车往外、商客不断，独流渐成静海第一大镇。交通便利、人员往来增多，各地武技也在此汇集交流，给外来武技的传入带来可能，根据静海县、独流镇等地方文史资料记载，自清嘉庆年后，静海独流太祖门代代相传，可是原来独流太祖门并未曾有苗刀传习，苗刀是后来才从外域传入的。光绪年间，独流太祖门拳师任向荣和刘玉春外出营生，结识了吴桥桑园武术名家谢玉堂，以武会友，通过换艺学得谢家秘传苗刀刀法八趟，才将苗刀技艺带回独流镇，经过任、刘二人悉心揣摩，演化出后八趟苗刀技法，并在传习中融入了独流太祖门的托步、鸡步、活步、过步等独特的身步法，使苗刀刀法更加流畅、技法更具实效。后来吴桥桑园谢家苗刀因失传而不复存世，独流镇传习的独流苗刀便成为世间不可多得的秘技，与通背二十四式一起在太祖门内秘传。这样，任、刘二人在吴桥桑园带回并创造充实的苗刀技艺丰富了太祖门武技传习内容，也使独流苗刀成为天津积淀厚重的武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探源独流苗刀产生脉络的同时，也引导笔者对苗刀为何由域外传入独流镇的原因做出分析，笔者认为苗刀传入独流恰恰与独流镇处于运河河畔的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在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独流镇其实起着交通节点的作用。从秦汉开始，人口的迁移流动便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常态，在具有交通节点作用的地区更能便利的促进人口的迁移流动，随之不可避免带来不同地域文化的扩散传播，作为防身自卫之术的武技亦是如此。德国著名文化传播学派拉策尔曾提到：“一切民族连同自然民族都有其历史性，有必要研究他们的遭遇，这些遭遇大部分是迁移的结果。民族及文化在迁移时互相接触，互相影响，其相互影响的程度，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因此，在以人为载体进行的文化的输入和散布在信息流通十分困难的时代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而人的迁移流动的多寡显然与地理交通环境的便利程度密切相关，它可以快速打破地域限制，扩大文化传播的范围。正因如此，苗刀传入独流镇的偶然性之中自然有其必然性了。

苗刀为我国冷兵器时代的先进兵器之一，明代称“单刀”、“倭刀”，亦称“长刀”，民国以来称“苗刀”1。其产生可追溯至西汉初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它长约5尺，刀形修长，近似倭刀，集合刀、枪两种兵器之长，南京中国历史档案馆珍藏的《苗刀考证》有云：“两手持之，用以冲锋陷阵，远胜单刀及其他短兵。迨明戚继光将军，改铸精绝，传之于其部下，杀敌致果，斩将擎旗，赖此刀法，威震华夏”。正是在明朝中叶将士在对倭寇侵犯中国沿海作战中惨遭损失，在明代已经失传的双手刀法又重新武术家所重视。抗倭名将戚继光针对“彼以此跳跃，光闪而前，我兵已夺气矣”，“我兵短器难接，长器不捷，身多两断”的劣势，通过学之于敌，用之于敌，仿效倭寇双手刀法，总结我国长刀、枪、棍技法精华，著成《辛酋刀法》，并以此刀法训练军队，提高了军队抗倭战斗力，上演了一场中日刀法的历史对决，保卫了中国沿海疆域的安宁。后来程宗猷因得浙人刘云峰所传的有势、有法、无名的日本刀法，于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依势，取象，撰其名，法其势，著成了（单刀法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武术史料。至清初武艺家吴殳，得之于渔阳老人的剑法，与日本双手刀法相融合，对此刀法进行研究整理，重加编订成单刀十八式，写成《单刀图说》一书。“从戚继光到吴殳的百余年间，我国对日本双手刀的引进，经历了由谨守倭法到融会中日刀法为一体的过程。”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苗刀主要沦入民间发展，姻缘巧合竟然传到天津静海县独流镇，使独流苗刀成为我国保留至今的古传武艺珍品，成为宝贵的中华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令世人艳羡。

我国在2003年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全国范围内兴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高潮，为武术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新的契机。天津传统人文资源异常丰富，在2004年天津就启动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组织力量专门对全市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进行普查、保护，形成了国家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独流苗刀也被列为静海县人民政府颁布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加强对独流苗刀的保护和传承。目前苗刀从任向荣、刘玉春学自谢玉堂算起，已传到了第七代，任向荣所传的苗刀刀法仍然保持着原始风貌，如今独流太祖门的传人们仍在自觉传承着苗刀技艺，并且多次在天津市武术比赛及国际武术邀请赛等上表演苗刀，受到行家里手和观众的好评。近年来，独流苗刀声名远播，广大苗刀爱好者纷纷到静海独流追根寻源，求证学习苗刀真意。为了传承和推广苗刀技艺，静海县独流太祖门传人孙金生、孙金明广收弟子，积极传授独流苗刀，以静海独流镇为中心，播撒至广东、上海、山东、浙江、河北等地，传承人孙金生还应珠海华夏武术运动中心、珠海市香洲区武术协会的邀请，在广东珠海创办了独流苗刀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港、澳、台等地区广传独流苗刀技艺。在政府积极推动和传人努力下，独流苗刀有了一定的传播面和影响力，然而应该看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社会属性的改变、西方体育文化的侵袭、青少年受众数量的不足，都给独流苗刀的传承带来诸多挑战。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契机，加强独流苗刀传承，才能使其惠及于民，泽被于世，独流苗刀传承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以往独流苗刀主要在独流镇附近村落中以亲缘或族缘关系为纽带来传承，相对于封闭的自然文化生态和宗法社会环境，保持了独流苗刀技艺的稳定性、完整性和纯粹性而很少受到商业文化的沾染，但是随着城镇一体化发展的到来，昔日村落自然经济已完成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转型。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原有价值观念、文化消费行为都受到影响并不自觉的发生着转变。同时大众传媒助推的“时尚文化”满足了人们尚新和猎奇心理，把人的消费欲最大程度激发出来，容易得到一定社会阶层人群的追捧，这必然对原来建立在自然经济形态下的民间自然传承方式以有力的冲击，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武术文化在现代人面前却处于“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境遇。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说：“……商品经济的根本手段是刺激消费，刺激物欲。在物欲的社会，必然轻视精神。尤其文化遗产是公共的精神性的事务，辄必受到冷落”。

城镇一体化的发展使独流镇曾具有的乡土社会属性和村落文化空间有了现代城市文化空间属性的色彩，乡土社会旧有的社群、族群纽带日益被打破，人日益单子化r人员流动频繁，城市化不断消解着传统的力量，很多年轻人开始脱离祖辈赖以生息土地，出外谋生，这必然会对独流苗刀的自然传承造成影响，原来稳定的民间传承链条趋于松散并会随时发生中断，固有的传承机制已受到干扰甚至破坏，人们之间传承关系将不再是地缘或族缘附着意义上的紧密联系，传承的内聚力已大大降低，当外来体育文化介入到具有现代城市空间属性的文化环境之中，给人们提供多样选择时，城市生活快节奏极易打破民间自然传承方式。笔者认为文化传承关键在于其中存在的文化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就失去了发展的根据。“这种内在凝聚力来自于隐形的文化传统，即存在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习俗、情趣，人际交流活动的无意识中，一种内在的、稳定的、隐形的传统。”保持传统，稳定并主动建立传承发展的文化空间，才能增加独流苗刀传习的凝聚力，才能存活民间自然传承这一重要的传承方式。

近代西方体育的“西学东渐”，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逐渐成为世界体育的主导力量，强势挤压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空间。天津作为近代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西方体育文化对独流苗刀的冲击也首当其冲，在近一个多世纪漫长岁月中，中西体育文化的碰撞与冲突就从未停止过，不过以往天津乡土社会属性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很强大，传统文化表现依然强势，所以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脚步相对平缓，因此西方体育并未给独流苗刀的生存构成太大威胁。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体育文化的“和平与友谊”、“公平竞争”、“重在参与”等价值观契合现代化大工业大生产化所倡导的竞争合作和效率优先原则，迎合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已成为主导世界体育文化的绝对力量，作为一种主流文化而存在。如不加强保护独流苗刀其必将淡出人们视野，造成了传承的困难。

青少年一代是传承独流苗刀的重要对象，可是他们出生长大往往受到更多外来文化的熏陶，思想上更倾向于接受西方体育文化。随着大众传媒推动的娱乐化生活方式的蔓延，西方体育如攀岩、马术、蹦极、街舞、保龄球、轮滑、高尔夫等时尚、简单、有趣的运动项目大量被引入城市，这些被贴上时尚标签的西方快餐体育文化更贴近现代城市生活的节奏，迎合了广大青少年的猎奇心理，极易引起他们的心理共鸣而使之趋之若鹜。反观之，他们对于本民族、本地域的武技文化的了解却寥胜于无，这与当前学校教育传承的普遍缺失有关。“日本剑道与柔道，85年前（1926年）就完成了作为中小学正课的进程”4，可现今我国独流苗刀即便在独流镇周边的学校体育教学中也没有得到开展。事实就是如此严峻，你不主动出击，青少年一代就会被外来体育文化拉走，势必造成青少年传承群体的不断缩减，致使独流苗刀香火续传后无来人，将独流苗刀置于可怕的消亡境地。

独流苗刀作为一种“活世态”世代相承的样式，要从城镇居民的生活状态出发，恢复和保持其赖以生存的基础——生活流，即采取动态的生活化开放式的保护方式，为此在保护好本地传统的节庆假日和固定的传习场所等文化空间的基础上，在内容、形式和价值上则要加强改造、创新，使之符合城市生活节奏的需要，在保持不失原真性、民族性基础上，可将技术动作、活动形式，或者器械进行加工、改造，开发出适合普通居民生活实际需求相适应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在展示其特色与地域风情的同时，赋予时代精神，增加对城镇民众的亲和力，使其深入群众生活之中，惠及大众，通过直接参与和体验，让独流苗刀在城市居民的“生活流”中自然流溢，方能承传不息。

将独流苗刀纳入本地区学校教育体系，建立系统、科学、合理的教育机制，为广大青少年提供认识和了解本土武技文化的机会，强化主动学习并传承本地武技文化的意识。2009年年初，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启动“中华民族文化传承计划”，开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系列活动，就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入校园有效举措。教育管理部门应建立学校参与本地区武技文化传承的理念，利用学校完善的教学体系和师资，较多的场地、器材设施，通过内引外联将独流苗刀引入常规的体育课堂教学，引入经常性的学生社团活动，并结合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竞赛、表演、交流会、讲座等，让学生领略民族传统体育的魅力，使充满乡土气息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得到保护与传承，借学校教育传承之东风完成自身的提升与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