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国术馆顾问与编审处揭秘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国府第174号令》,其大意为其一:兹遵循总理“强国强种”、“我武唯扬”之遗训,倡导全体军、国民以国术强身、国术救国为宗旨,特准予“南京国术研究馆筹备委员会”拟设立之“国立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由国府备案并正式命名为“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由国府直接管辖且令国民政府财政部下拨专款(按每月5000元法币拨发)用于馆内使用。其二:准予“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设立“董事会”(又名“理事会”),其人选由林森、谭延闽、黎元洪、戴传贤、李宗仁、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李济琛、魏道明、吴铁城、张静江、李烈钧、白崇禧、蔡元培、陈祖燕、黄炎培等26人组成。其“董事长”为戴传贤,“副董事长”为李烈钧,“执行董事”为冯玉祥、张之江等5人。其三:准予“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设“顾问”3人、“馆长”1人、“常务副馆长”1人、“副馆长”2人,任命张之江为“馆长”、纽锡生为“常务副馆长”、李景林、张骧伍为“副馆长”。“顾问”人选由“央馆”之“董事会”召开专门会议推举产生。另馆内设置“教材编审处”、“教务管理处”、“学生训育处”、“总务管理处”共4个处(室),其相关处长亦由“央馆”之“董事会”推举产生。其四:“央馆”所聘教习、馆务等人员均由其自行研究决定,所发薪水则由国府财政部给予专项补助。其五:准予“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开设“首期教授班”,相关经费均由国府财政部给予全额拨款。
　　中央国术馆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25日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应邀出席大会的有: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部分要员,南京特别市、上海特别市、北平特别市、汉口特别市、青岛特别市与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北等十余省的党政官员,国内南北方各地的社会名流,全国各地的武术“圈内”名家、高手共计1100人之众。
　　上午9时30分,大会主持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国府审计院院长于右任宣布:“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大会现在开会了!”只见参会者全体起立并向主席台上悬挂的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并致默哀。跟着,由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的代表,即国民政府委员兼国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致词,其大意为:“国术乃中华民族之悠久文化遗产,其具有数千年之历史。古为战场搏杀与决斗之技艺,今乃强国强种之根本。我等国民,定要遵循总理遗愿,发扬尚武之精神,倡导国术救国,以雪东亚病夫之耻……”尔后,由中央国术馆的代表张之江进行发言,其大意为:“真挚感谢党国与国府各位要员的鼎力支持,方使得中央国术馆能够顺利准予批复并成立!倡导国术,乃总理一贯之精神。尔等定当遵循强国强种、我武唯扬之教诲,让国术这一中华民族历史遗产得以继承云云……”
　　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27日上午,国民政府直属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在位于首都头条巷6号的临时馆址,即一座原基督教教堂的大厅内召开首次馆务会议。“央馆”“董事长”、国民政府委员兼国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宣布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相关的组织机构及其“顾问”与馆内各处、室负责人名单:“兹聘任张洪之、李松如、刘崇峻、于振声4位同志为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顾问’,聘任朱霞天同志为教材编审处处长,聘任肖忠国同志为教务管理处处长,聘任张瑞堂同志为学生训育处处长,聘任李滋茂同志为总务管理处处长……”由此,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便开始了其逐步走向辉煌的10年征程。
　　1973年春,笔者在拜师旧时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一等教习”(正教授)兼国立南京中央大学特邀国术教授罗玉先生学习传统武术期间,曾笔录了恩师口述的有关“央馆”组织机构与“顾问”、馆内各处、室负责人相关简历及其具体事例的详尽资料。现特略做整理如下。
　　张洪之,清光绪七年(1881年)生于山西太原。据清官相关史料及档案记载:张洪之为晚清“进士”,后被宣召进京,在皇宫任翰林院编修之职,后成为光绪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其任职期限为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之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底(一说民国十九年初),张洪之应邀出任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顾问”职务之后,曾为馆内的经费筹措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物力,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张洪之充分利用自己曾为晚清“进士”且在宫廷做过光绪皇帝的文学侍从官的经历(资历),常挥毫泼墨写字作画进行义卖,将其所得款额尽数捐给“央馆”。与此同时,张洪之还通过自己熟悉且颇有私交的一些晚清遗老遗少——请其帮忙为“央馆”征集经费开支。另外,张洪之还在馆内兼职授课,为“央馆”的第二、第三期学生队及代培生员们讲解《易经》、《周易》学说。据“央馆”的“执行董事”兼“顾问”李松如先生在1973年回忆:“洪之同志虽为晚清翰林,但却颇具民国之新鲜思想并对我国武艺极为喜好。另其尤爱收藏中医古籍与明、清书画家精品大作。”“新中国成立伊始,洪之同志改名换姓隐于吉林通化,后又辗转迁居白城等地。1966年夏,央馆首期教授班的朱国福同志托人捎来一信,系洪之同志亲笔……其信中流露出对那场疾风骤雨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感到惧怕万分的心情,并坦言自己‘必在劫难逃’……果然不出其所料——若干年之后,洪之同志便于1968年底(一说1969年初)在异乡且不知何地含冤而逝……”笔者清楚地记得,1982年夏秋季节,自己工作于南京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并负责筹建“南京市武术运动协会”期间,曾邀请一批担任我国党、政、军高级领导职务且酷爱中国传统武术的在职与离休干部,诸如原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钱钧将军、原解放军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龙潜将军、原解放军南京军区顾问严光将军、原解放军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张西钦将军等近二十位首长出席“南京市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筹备小组座谈会”。会上,钱钧将军在发言中反复强调:“只有国泰民安,武术才能得到重视和继承。相反,动乱及一切不安定因素只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包括工作、娱乐及从事一些喜爱的活动如武术等)带来损伤、毁坏。比如民国时期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的一些重要人物——张洪之等等,就是因为受到一些极不公正的对待与处理而导致他们含冤或蒙羞辞世……”
　　李松如,清代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出生于江宁府所辖江陵县(今南京溧水县)。祖籍山东蓬莱。其父李德贵,官至两江总督署大将军。在李大将军协助两江总督左宗棠统领晚清“制台门”所辖苏、皖、赣三省的数十万清军之中,武术“圈内”的高手如云,诸如“督标营”把总、人称“单刀李”的河北深县人李存义,逊清“武解元”马双魁,江宁府“武痒生”沙殿邦等等。李松如自幼便在武术“圈内”生长,这对他日后学练中国传统武术则在思想意识上打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故而,当李松如长到7周岁,其父李德贵大将军便开始亲自传授他武当“太和门”的武艺精华,学练打底子功四件套与文武八段和血内丹和赤凤髓;9岁之时,着手学练金刚铁板功与桶子炼丹功;10岁开始,逐步学练太和六路拳、燕尾单刀、雁门神枪、梅花隐形针等拳法兵器;待到12周岁,则练起神化五毒化形死手与神化五毒雷电殛手;另在16周岁起直至22周岁期间,则勤奋学习且实际操作伤科诊疗、本草采集、药物制作等技艺……就这样,李松如从7周岁伊始直至22周岁终止,在这漫长的15个年头里,天复一天、年复一年地勤学苦练武当太和门的武艺精华……终于取得了十分可喜的卓越成绩即高超武艺!
　　民国二年(1913年)的一个严冬夜晚,李松如应国民政府总统卫队国术教官朱振英与孙文大总统侍卫长范良的邀请,前往南京国府路的总统府为相关要员们讲述真庆宫太极十三势的健身与实战效用。当时有一名官员提出:“太极健身无可非议。但其防身护体的作用究竟如何就值得怀疑了!”李松如闻言后,问道:“不信者当场一试,定让他心服口服!”那官员唤来秘书:“速去西花厅请来西洋拳师!”片刻,那秘书便从隔壁的院落里找来四名外籍拳击手,其中英国人两名、俄国与匈牙利人各一名。只见俄国拳击手上前与李松如比试——岂知当那名外籍拳师刚刚发拳击向李松如时,竟被其出手粘住双臂并用一招“顺水推舟”势掤出数步开外仰面倒地。此时,在一旁观阵的那名原先对太极拳的应敌作用持怀疑态度的国府官员不得不感叹并承认“太极确有御敌之功用。别小看这慢悠悠的动作,其实也可‘以快打慢’、‘以柔克刚’是也。”其实,别人均不知其中奥秘,唯有李松如自己心里清楚:“太极打人是幌子,真相乃为‘排手’之功力所发矣!”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深秋,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秘密交通站负责人之职的李松如应邀为在江苏茅山地区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购买一批武器弹药与药品。当李松如通过敌伪内部人员搞到所需物资之后,便独自一人携带金条、银元若干前往南京颐和路某公馆办理相关付款手续。当他途经上新河一条偏僻甬道时,被定点在此打家劫舍的4名劫匪挡住去路!在劝说无效的状况下,李松如先出左手取出随身携带的奇门兵器雌雄响尾蛇打晕两名劫匪,跟着露出右手并提劲发力即用神化五毒雷电殛手令余下的两名劫匪当即丧命!
　　刘崇峻,(其生卒年不详)四川广汉人。其祖辈数代练武做功。刘崇峻自幼便在父亲的严厉指导下苦练中国传统武术的打底子功四件套。11岁起,则分别随其叔、伯父学练家传的十三太保硬形内功、铁砂重手与拳术兵器套路龙拳、连城拳、脱战拳等武艺。待到20岁出头,刘崇峻就已将家传的武功学到了无比精伦的境地。数年后,刘崇峻凭借自身具备的高超武技,被当地的“圈内”人士一致公推公选为四川武士会的副会长,且在两年后继任会长。
　　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经国民政府四川省府推荐,刘崇峻只身来到首都并进入南京国术研究馆筹备组召集设立的首期教授班。而他所拥有的家传北派少林龙拳套路一则被定为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筹备与成立伊始所开设的首期教授班集训人员的必修科目。待到“央馆”开始对外公开招收第二期及第三、第四、第五期学生队与学员班之际,龙拳又被正式定为“正课(主课)教材”与每月必考科目之一。另外,“央馆”董事会还指定专人,由该馆编审处第二任处长吴志青执笔——将该龙拳编纂成专稿,交由上海大东书局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3月以《少林正宗练步拳》之图书正式出版发行。
　　在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担任“顾问”一职期间,刘崇峻以其良好的品格与高超的武技,博得了各方人士的好评。尤其是他与李松如、于振声这两位“顾问”相处得非常友善,故而“央馆”的同事及学员们均称赞“三大顾问宛若一人”。正因如此,当刘崇峻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接替肖忠国出任“央馆”第二任教务处长之职而负责馆内教学期间,均能与领导层(“顾问”与馆长及董事会成员)及其他处室(诸如编审处、训育处、总务处)友善相处且得到其大力支持,故而使得一些古老的拳种与功法在“央馆”教务处的合理安排之后得到了名副其实的继承及传播。这在建国初期的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1957年全国武术评奖观摩大会、1958年全国武术运动会及原国家体委发出《关于发掘武术遗产的通知》后的贯彻实施等相关活动与工作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于振声,清代同治十年(1871年)出生与山东历城的一个回族家庭。于振声自幼喜爱武艺,每逢长辈们演武做功之时,其必定是每场观看并仿照比划,故而深得老一辈拳家们的喜爱。于振声清代光绪八年(1882年),于振声11岁之时,与同乡(邻居)马金镖一并得拜齐鲁武术大家赛和坤、白子敬为师学练洪门拳法。15岁那年,于振声又拜张学生、沙正卿、杨鸿修诸位查拳名师学练相关拳艺。民国元年(1912年),已是身怀绝技的于振声在青岛结识了担任济南镇守使之职的马良将军并与之成为莫逆之交。民国三年(1914年),马良出任济南卫戍司令长官之后,创办了军事传习所,以求培养军队教官,而该所的武术总教官即为于振声。民国八年(1919年),山东成立了马良技击队与武术传习所,则均邀请于振声执鞭任教。在鲁期间,于振声曾协助马良整理编纂了《中华新武术》丛书并担任该图书的技术总指导。另外,于振声还在民国七年(1918年)初,会同马金镖、何玉山、杨奉真、王子平及吴志青等共同创办中华武士会并亲任“教习”一职。民国十二年(1923年),于振声参加了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举办的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并在会上表演了古传的齐鲁五路查拳,受到与会同行们的一致称赞。从而被大会的组织委员会评为“十大武术名家”之一。民国十三年(1924年)夏,于振声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出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专职“国术教授”之职。民国十五年(1926年)冬,于振声又应邀兼任金陵女子大学“特邀国术教授”。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于振声与李松如、张洪之一道,被南京国术研究馆筹备组聘为“顾问”,一直荣任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南京中央国术馆宣布“解体”为止。
　　在南京中央国术馆任职期间,于振声毫不保留地为本馆教务处、编审处提供了古老的齐鲁查拳l至10路拳趟,并对其中五路查拳做了详尽的技术插图绘制与术语文字注释。另外,于振声还亲自演示五路查拳的古老趟子,让自己的早期弟子即央馆第二任编审处处长吴志青负责组织专人进行拍照留存以供编纂讲义所用。当央馆编审处将《国术教范五路查拳图解》(民国十七年12月“央馆”内部讲义,该馆第二期学生队必修科目,吴志青编著,于振声、马金标审定)一书付印成功之后,于振声还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为“央馆”第二期学生队的全体生员们做了公开讲解与演示,从而受到学生队正、副训育主任张瑞堂与童仁富及全体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在“央馆”任职期间,于振声十分注重该馆的声誉,并对任何有损于集体名声的言行进行毫不留情的抵制与反击。民国十七年至十九年之间,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曾请来近二十名西方知名大学的物理、化学类专科教师到校任课。其中,有四名美、英籍教师擅长西方的格斗与击剑术。他们获悉于振声出任“专职国术教授”之后,心中不服,即私下约定并跟踪于振声,打算突发暗招来个以巧取胜。某天中午,于振声饭后散步至学校后山坡的一片小树林时,忽然遭到那4名外籍教师的前后夹击,而于振声却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武技,仅用了六通短打中的四招手法,即“滚肘”、“穿掌”、“崩拳”、“寸踢”,便将4名挑衅暗算者打翻在地!
　　于振声平生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想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尽数传给后人。从民国初年于振声开始传授武术,招收吴志青等一批早期(少量)弟子,尔后至民国中期其就职“央馆”与中央大学及兼职金陵女子大学乃至晚年辅导个别学生——在前后长达44年的辛勤施教中,可谓竭尽全力,为中国传统武术的继承做出了有目共睹且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从开创至解体的10年之中,推动其工作正常运转的部门,则为编审处、教务处、学生训育处这3个相辅相成而难以分离的“央馆”中层机构。鉴于此,笔者特根据南京武学古籍书店上海特藏部所藏有关“央馆”史料,披露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编审处、教务处、学生训育处的原始档案资料。
　　南京中央国术馆在报批前的筹备阶段(1926年4月至1927年3月15日)的称谓本为“南京中央国术研究(研修)馆”。此间,曾先行设立了“央馆”筹备处所属的编审机构,即编纂审定委员会。这就是此后引起国民政府教育部一些要员们对其极为不满的“三大委员会”(即所辖编纂审定委员会、教育事务委员会、联勤事务委员会)。与此同时,“央馆”筹备处发起人兼负责人张之江还请来当时的武术大家朱霞天担任“编纂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元月上海益新书社正式出版的《拳乘》一书记载:“朱霞天……明州拳术大家,(现任)精武研究会总教务长。朱霞天系少林高僧企岳上人登堂弟子,(亦为)山东名镖师陈雄飞(注:陈与马素贞、马永贞兄妹均是同门师兄妹)先生之关门弟子。”另据民国十九年(1930年)4月上海共和书局正式出版的《太行拳术》一书中记载:“(朱霞天曾相识山东镖师刘震南)……自昔霍元甲办精武体育会于海上(注:民国时期的上海均被世人称为“海上”)。有山东镖师刘震南(闻霍之盛名不服而欲试之)访霍于精武(体育会场内),相兴论交(注:“论交”即“交手”,与如今的比试武艺相同)。霍留刘下榻精武(体育会),供养备至。刘(震南)闲处无事,乃以潭腿、二郎拳、行拳、六合拳等授之(精武体育会)会员。”综上所述,足见朱霞天所拜之武艺教师均为当时(清末民初)的“圈内”顶尖高手!鉴于此,张之江方才决定邀请朱霞天前来“央馆”筹备处共事并担任“编纂审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果然不负众望,朱霞天在走马上任之后,立刻着手开展两项工作,其一为挑选“编审委”成员若干人;其二为组织人员编写与征集相关的中国传统武术教材、史料。首先,朱霞天邀其“圈内”好友王任福、罗玉、黄志青、蒋惠众等5人前来“央馆”共事;跟着,朱霞天又二次相请汤显等5人参与本馆“编审委”,与首次抵达的王任福等5人共同着手编纂了《武备神方秘要》、《刘状元秘本》、《枕藏外科》、《齐鲁十二路潭腿真传》、《黑手飞砂初级教程》、《三指禅释读》等近二十种不同题材的有关拳法、兵器、软硬轻功、特绝技、伤科诊断、救伤用药、本草采集、药物配制即传统武术与传统中医两大类实际应用的方式、方法。之后,则交由“央馆”筹备处汇总且提请其“顾问”李松如、刘崇峻(注:“央馆”正式成立后改任教务处处长)、张洪之、于振声(注:接替刘崇峻即于“央馆”成立之后受聘为“顾问”),待各位最终选定之后便交由沪上的出版机构正式出版发行或由本馆作为“内部资料”影印备份待用。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朱霞天不知为何原因便不辞而别离开首都(南京),前往浙江省府杭州且介入浙江省国术研究社即后来的浙江省国术馆就职。
　　就在朱霞天离职一周之后,国民政府党部委员、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与国民政府司法部代理部长魏道明先后向“央馆”筹备处负责人张之江推荐留学日本且刚刚归来的学者唐范生——并建议张启用唐作为日后“央馆”成立且开展工作时的一名骨干而允其从事馆内相关教科书的编纂审定工作。于是乎,张之江在征得“央馆”筹备处“顾问”李松如、张洪之等人的同意之后便发出一份公函,其主题为“同意唐范生先来筹备处工作一段时期再定是否正式聘用”。
　　唐范生,本名唐豪。清代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2月生于江苏吴县(今苏州市吴中区)。其青少年时代曾入上海精武体操会且拜山东名镖师刘震南学练十二路潭腿、太行拳等武技。他嗜武成迷且尤喜研究相关的武术史料。故而,对张之江来说,唐范生的到来无疑是令“央馆”日后的教科书编写工作起到了一种“添加剂”的作用。所以,当国民政府在采纳了李烈钧、李济琛、于右任等资深元老的建议(实为说情),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5日正式批准成立国立南京中央国术馆之后,作为一馆之长的张之江。在暂时无法聘请到自认为十分理想的助手之时,则决定将唐定为“央馆”的首任“编审处长”。而唐作为一介书生(注:其青年时代曾在上海担任过某私立学校的校长),做事也是十分地认真,尤其在编纂图文资料之时更为显得分外执着。但是,由于唐范生在此期间编著并出版了一本足令众多当时的“圈内”行家大为不满的图书即《少林武当考》,故而由此出现了事违人愿的状况,即导致唐范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仓促被逼而极不情愿地离开“央馆”编审处。鉴于《少林武当考》一书中所涉及的“外家”少林派与“内家”武当派的相关源流、承传及所对应的一些武艺精华(演练方式方法)遭到唐范生的质疑,甚至否认,故而触怒了“央馆”内部及外界武术“圈内”的一批具有相当地位的权威人士与行家里手……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具体文字犯了众怒了呢?还是让我们今天的读者来剖析唐范生的那本诞生于距今80年前的《少林武当考》一书吧!
　　《少林武当考》正式出版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7月31日。该图书系“中央国术馆丛书”之一;其由“央馆”自行编辑、出版并发行。《少林武当考》共分上、下两编。其上编为少林考——内容包含“少林寺之所在地”、“少林寺之创建”、“唐诗中之少林寺”、“少林以武显之由来”、“达摩与易筋经”、“紧那罗王神话与少林棍法”、“明代之少林”、“少林之兴废”计8章;其下编则为武当考——内容包括“武当山之所在地与其形胜”、“武当山之山名与神话”、“明太祖与陈也先较武之故实”、“成祖访求张三丰之内幕”、“张三丰与所谓内家拳法”计5章,另还有“央馆”张之江馆长等人所作之序、唐范生本人自序及“央馆”首期教授班成员且后升为第三任教务处副处长之职的朱国福题跋。值得指出的是,身为“央馆”主要负责人的张之江,在其所作的“序”中,不但没有对传统武术的两大主流门派给予赞扬,反倒支持唐范生的论断,诸如张“序”中写道:“武当、少林在过去武术历史上,形成两大宗派,是人所共知。而因此演成许多荒诞的神话,引起许多无谓的斗争,也是人所共知。”“自命为武当嫡派、少林正宗的技击家,也只有俚俗谬误不经之谈。”“望今后的国术家,能深体此言,大家一德一心,融化门派,再不要以仙佛神话,麻醉人心。”或许正是有了一馆之长那铁定的扶持之言,方才导致唐范生亲自操作、自主编审、自定出版了形如“导火索”的《少林武当考》图书。唐在“自序”中写道:“现在一班职业武士,嚣然短长于少林武当只见,未免所见者太小了!”“所谓少林武当的内容,一方面,因为目观所谓少林武当的职业武士,互相水火,互相妒嫉,十余年来,纷争不已。读了这本小册子,或者可以把天地放宽些看。不要再坐在枯井里老嚷着天小。”“这本小册子,得罪人的地方颇多。希望被批评者,能够体会到这是学术上的探求,并不是故意要开罪于诸位。”在正文中,唐之言论更是词语激烈且评说当时一些知名出版机构与“圈内”大家、名家。诸如唐文所载:“今人动以少林武当为市招。余谓其动机多出于惑世诬人博名射利之一念。古人授技,以此路混彼路,分一路为二路,犹是中秘私之毒。今人则不以混而以昌,不求真是而务标榜。无怪所谓少林武当教师,多于过江之鲫矣!”“愚民无知,传说附会者日多。明末以后,居然有人尊三丰为内家鼻祖,而形成今日之所谓武当派。张三丰诚幸运儿哉!”另外,唐范生还在《少林武当考》一书中,指责当时被同行称作大家及名家达10人许!故而,当唐之图书初版计3000册正式出版发行后,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唐被“圈内”一些人士认为“行经可耻”、“愚弄我国人扰乱民心”等等。就连“央馆”的权威人士、历来被同行称作“与世无争且尤与‘圈内’无争”的四大“顾问”张洪之、李松如、刘崇俊、于振声4位“圈内”大家,也对唐多有微词。与此同时,“央馆”的“教习”(又名“教授”)及很多学员也纷纷谴责唐范生。至此,张之江方才深深地感受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后果!鉴于此,他一面请张洪之、李松如、于振声这3位“央馆”的权威人士出面劝导部分馆内“教习”,一面急令唐范生从速打点行装离开“央馆”,甚至远走他乡!为示安慰,张之江还特意说道:“躲避风头并维护中央国术馆之名声所需,望你能够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谨请相信,不出半年一载,保罗我定当再次签发聘书,邀你二度出任本馆编审处处长之职而绝无虚言!”
　　在唐范生离开“央馆”编审处十余天之后,张之江几乎同时接纳了两名在当时可谓“文武全才”的名家即吴志青与姜容樵就职于本馆编审处并通过“董事会”任命吴为处长、姜为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