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沧州一带，古属燕齐，民风素以淳厚、勤劳、刚直、勇敢、慷慨悲歌、尚义任侠著称于世。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武健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之说。据史籍载，沧州民间武术兴于明，盛于清，至乾隆时，武术之乡已形成，至清末，则已声扬海外。

沧州武术丰富多彩。在全国挖掘整理的129个拳种中，沧州武术包含的拳种多达50余种，器械则多达百种。不仅数量居全国前列，而且拳种习练人数多，实力和影响力突出明显。目前在沧州境内，习武者多达数十万人，习武场所“把式房”遍布沧境城乡，习武之风久盛不衰，“其术深人民间，遍及全国，远播海外，竞相演习，且传人辈出，国手盖世无双”（傅振伦语）。

沧州，这个被《水浒》作者施耐庵生动描绘的宋代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刺配沧州道”，由此逼上梁山的古城，历史上确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涌现过许多尚义任侠英雄豪杰。诸如力挫两名俄国大力士的丁发祥；赢得“镖不喊沧州”威名的李冠铭；力求强种救国的旧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首创精武会的爱国武术家霍元甲；绰号“神力千斤王”、屡胜外国大力士的一代武宗王子平；疾恶如仇、一身正义的“摔跤王”佟忠义；《连环套》、《盗御马》的主角、除暴安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首领窦尔敦；力助谭嗣同变法革新的“大刀王五”王正谊；协助孙中山革命、在国术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马氏双雄马凤图、马英图；当代著名武术家李天骥等等。

在中国的近现代武术史中，沧州的武林人士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国初年，爱国将领张之江创办中央国术馆时，沧州籍人士在馆内外任重要职务者有24人、学员63人，可谓盛极一时的国术运动的主力军。大凡流传至今而被老百姓世代传颂的武林故事，无论是口碑演义还是文学、影视作品，许多都涉及到了沧州武林人士。毫无疑问沧州是武术圣地，那么沧州尚武之风成因何在？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

一、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1、自然环境。沧州，位于河北省东南部，东滨渤海，西近太行，南临山东，北环京津。此地地处“九河下梢”，土地瘠薄，干旱、沥涝、盐碱、虫灾多有发生。根据历史记载，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和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的海溢以及后来的几次河海泛滥，的确造成了沧州东部地区土地盐渍化。古之沧州，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人烟稀少。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此地也因此成为犯军流刑发配之地，叛将蔽身良所，这些人大多为人正义，武艺高强，但又不得不隐姓埋名，化装僧道游侠，传艺维生（如燕青秘宗拳之传承），为沧州武术的发展、兴盛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亦为《水浒》的作者等文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2、交通要冲。京杭大运河以及后来的津浦铁路纵穿沧境；京济、京大要道贯通南北；遍布沿海一带的渔铺码头，逐渐发展成为海运通道。沧州因此成为南北水旱交通要冲，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府巨富走镖要道，故沧州镖行、旅店、装运等行业兴盛。旧时，各业相争，必据高强武技才可立足。清末，“镖不喊沧州”，以为南北镖行同遵之常规。

3、畿辅重地。沧州紧邻京津，实为北京、天津等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门户屏障，是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必争的战略要地和敏感地带，是各种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易激化、易发、多发地区之一。明清以来，又成为八国联军等外国列强觊觎之地。

二、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及民族交融等社会历史因素

1、历代政治、军事斗争对沧州尚武之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于古代沧州所处的特殊的人文地理位置，使其在历次政治、军事斗争中几乎都处于风口浪尖的前沿地带。远如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宋元辽金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激化；特别是明朝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在北京起兵“靖难”，沧州一代成为主战场，据民国期间的《盐山新志》记载：“畿南兵祸之惨，遂为亘古所罕见”，“燕王扫北，此帮之民为化字军吞噬无遗”。在这样的一种连年战火之中，沧州人民不得不在劳作之余习练武术，以便强身卫体，在战争来临之际能够自救图存，化险为夷，保乡、保族、保身家性命。由此也就逐渐使沧州人民形成一种尚武任侠、剽悍英勇的气质和风格。

2、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客观需求。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地方豪强的盘剥掠夺，普通劳动人民往往是赋税难承，苛政如虎，压迫难忍，倘遇灾年，饥饿难熬，天灾与人祸交织叠加，往往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在’沧州周边及河北一带，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几乎都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例如东汉末年河北张角起义；隋末唐初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农民起义，并建立了大夏政权；紧随其后的刘黑闼起义；元朝末年河北人韩山童等领导的红巾军在河北的起义活动；明朝中期河北人刘六、杨虎领导的农民起义；明朝后期于弘志领导的“棒槌会”起义；清朝白莲教起义以及盐民军起义等。特别是沧州献县人窦尔敦，自幼受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影响，专好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由于不甘受辱，遂揭竿而起，高举义旗，为老百姓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对抗朝廷，成为老百姓历代传颂和敬仰的侠义英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们为了获得生存和保家护院，同时也是为了提高作战能力，沧州人民无形之中便形成了一种习武练功的民风与习俗。

3、强国强种、抵御外侮的爱国之情、民族大义，是形成尚武之风的精神动力。清咸丰三年（1853年）由于帝国主义侵华，激起民众反清抗洋之愤，发生在沧州城南红孩口的太平军与官府的激战，就曾得到沧州人民的大力支持而获全胜。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和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支持英、法于沧建起教堂。民为反赃官，灭洋教，兴义和团，乃设坛练武。沧州义和团运动遭沧州知州尚作霖、乐军统领梅东益及其帮凶范天贵镇压，民众怒不可遏，练武以备再战。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末至二十六年（1900年）初，清廷镇压义和团，同时把练拳和设拳场的人们当做“拳匪”大肆抓捕。当时沧州地区正是直隶总督裕禄按朝廷命令“认真剿办”的重点地区，许多拳师遭到了血腥屠杀（笔者的祖父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在抗日战争中，爱国将领宋哲元领导的二十九路军将士在著名的“长城保卫战”中，挥舞大刀，重创日军，其中多有沧州武人的身影。另外，那些依靠自身高超的武技，力挫外国大力士，于擂台校场之上叱咤风云的丁发祥、王子平、佟忠义、霍元甲们，更是武林人士效仿的楷模，他们的英雄事迹对沧州地区的民风形成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是他们胸怀报国安民之大志，持民族大义之气节，赴国难，御外侮，扬国威，成为尚武精神的最高典范，使普遍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尚武之风上升到了爱国主义的最高境界。

4、进身之途、出头之术和谋生之道。一是，自唐朝武则天时代开始施行武举制度以来，武技成为天下习武之人的进身之途。据有关史籍所载，仅自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废武科的400多年间，沧州地区考取武进士、武举人的就有1923人。这些人虽不一定如文科举那样直接进入官宦之途，但也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对部分习武之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次，在战乱不止的旧时代，所谓“乱世出英雄”，强于技击的军事人才大有用武之地，许多习武之人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当兵打仗也不失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捷径。民国七年(1918年)，直隶督军曹锟为扩充其势力，在沧招募武士数十名到其武术营任教或当兵。民国十七年（1928年），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任中央国术馆馆长，大力提倡强身御侮，强种救国，沧州入馆任教或深造者近百人。再次，一些武林人士包括一些隐姓埋名的叛将犯军，为生计所迫，只有以自身所长，作为谋生之道，像吴桥的杂技艺人那样“打把式卖艺走江湖”。这不仅使老百姓在街头巷尾、节庆集会，随时随地可见高水平的武术表演，耳濡目染，积渐成风，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武技的精进、深研及创新，部分造诣高深者，甚至终身以此为业，成为专业武师，并由此而成为彪炳史册的一代武林宗师。尚武之风的形成是产生众多武术界杰出人物的原因和基础；这些杰出人物的成就和影响又反过来促进了群众性尚武精神的盛行和发展。

5、民族交融和内外交流。沧州系多民族地区。满、蒙古、回等少数民族矛盾和交流更推动了武术的发展。沧州武林人士，一向注重内外交流。来沧授艺者，热情款待。又有不少人周游祖国南北，或设镖局，或任镖师，或于民间教徒，或入军旅授艺，或寻师访友学技，或参加擂台比赛。同时，又能吸取各地武技精华，充实沧州武林。因而，沧州武术门类和独立之拳械、技艺愈加丰富，许多拳械套路，经过提炼、改进、创新，独具沧州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