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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源流问题,是太极拳史研究的重要部分,然而至今仍无共识｡分歧起自唐豪考证｡笔者在《疑古思潮与唐豪的太极拳考证》和《极左思潮与顾留馨的太极拳研究》两文(《武当》2002年10期及2005年7､8期)中,做过一些论述,近年通过中国学术史的学习和研究,对此又有一些新的认识,兹就太极拳源流争论的因果问题,再谈谈个人看法｡
太极拳源流近百年的传统说法
这里,我首先要说三点历史事实,作为太极拳源流研究的前提｡
第一, 在1926年之前的近百年间,中国社会流传的太极拳,就是杨式太极拳｡
中国太极拳的起源较早,而杨禄禅打破保守陋习,把太极拳在清朝中叶从永年至北京广泛传播,成为近代太极拳的开拓者,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武式､吴式太极拳的起源也有百余年了,但武式､吴式太极拳都与杨式太极拳有渊源关系,是杨式太极拳的分支｡可以说在上世纪30年代之前,社会上流传的太极拳都是杨禄禅传下来的,从来没有流派之说｡陈式太极拳虽然也起源较早,但在1926年之后才面世,这是唐豪顾留馨也不否认的事实｡到了30年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太极拳才有了流派之说｡
第二,杨家历来尊崇武当张三丰为太极拳祖师｡由张三丰数传至王宗岳,王宗岳传蒋发,蒋发传陈长兴,陈长兴传杨禄禅｡这种说法已经相传了170年｡
杨式太极拳流传以来,最早记述太极拳起源的,是武式太极拳传人李亦畲(1832~1892)｡因为李亦畲从学于其舅父武禹襄(1812~1880),武禹襄先跟杨禄禅(1799~1874)学拳,后到河南赵堡镇随陈清平学,所以李亦畲之说,也包含了杨禄禅之传｡李亦畲在1867年抄给马印书的《太极拳小序》中说:“太极拳始自宋张三丰,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论详且尽矣｡后传至河南陈家沟陈姓,神而明者,代不数人｡我郡南关杨某老禄(按即杨禄禅),爱而往学焉｡专心致志,十有余年,备极精巧｡”(见唐豪､顾留馨:《太极拳研究》,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年2月第3版,133页)1867年,杨禄禅和武禹襄都健在,故其说法当为杨､武两家共识｡
1931年,杨澄甫先师在《太极拳使用法》之《太极拳原序》说:“太极拳传自张真人,真人,辽东懿州人,道号三峰,生宋末……”1934年,杨澄甫先师又在《太极拳体用全书•自序》云:“先大父更诏之曰,太极拳创自宋末张三峰｡”“陈长师,乃蒋先生发唯一之弟子｡”翻译明确一点,就是杨澄甫说,“我爷爷说,我们的祖师是张三丰,我爷爷的师爷是蒋发｡”杨家的后人和主要传人的著作都如此说,从杨禄禅授拳至今的170年来没有改变｡
第三,杨式太极拳与陈式太极拳没有渊源关系,不是由“陈式老架”改革简化而来｡
这是上述传统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杨式太极拳由“陈式老架”改革简化而来的说法,是唐豪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来的,与杨家传统说法不符｡杨禄禅所传,是陈长兴向蒋发学的太极拳,不存在改革简化“陈式老架”的问题,所以要针对唐豪考证,明确提出这个结论｡
关于张三丰创拳的记载,早在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1669年),《张三丰全集》之《拳技派》和《宁波府志•张松溪传》(1735年),都有据可查｡至于张三丰至王宗岳的传承关系,已经无法考证｡如果说一定要有连续的历史记载才算数,那是没有道理的｡武术界素有“言祖不言师”之说,天下人多数不知道自己爷爷的爷爷是谁,难道都是查无实据的假人!
笔者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杨家关于太极拳源流的祖传说法,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直接“史料”｡“史料”本身就有“证据”性质,杨家就是这样说的,对这一点无需“考证”｡不仅杨家,吴式､武式､孙式､赵堡太极拳,也持张三丰创拳说,都是无需考证的事实｡至于对史料的运用,那就见仁见智了｡作为杨氏传人,不能因为历史记载或师传不详,就轻易否定祖师们传下来的张三丰创拳说｡杨澄甫先师之子杨振铎,在邯郸一次会议上说:“我对太极拳源流没有研究,但是我们杨家历来祭祀的就是张三丰｡”对于太极拳源流没有研究并不奇怪,了解并坚持祖传说法,这是太极拳传人无可非议的正确态度｡
当然,从学术角度对于传统说法进行合理分析是可以的,但是学术研究也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我们就看看唐豪对于传统说法的否定,是否真有道理｡这个问题还得从近代新文化运动中的疑古思潮说起｡
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关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对几千年来封建统治思想的清算,具有深远意义｡但是,伴随着对于封建王朝和封建文化的痛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种过激情绪,并导致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疑古思潮｡疑古思潮的反封建意义是可以肯定的,但其负面效应——对于中华民族早期历史的否定,对于中国人民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的否定,并由此对于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史学界的研究还发现,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有一定联系,和日本对于中国的思想侵略和政治侵略正相呼应｡
近代以来,日本社会意识占统治地位的是“脱亚入欧”,鼓吹日本优越论｡早在1885年,福泽吉发就发表《脱亚论》,要使日本成为“东洋中的西洋国”,以亚洲国家身份在亚洲推行西方列强的侵亚路线｡藐视､贬低中国和朝鲜,为侵略扩张造舆论｡被誉为日本“东洋史学”创始人的白鸟库吉,从1909年起,就和他的学生桥本增吉写了一系列否定中国古史的文章,提出“尧舜禹抹杀论”,说中国古书传说尧舜禹之事皆为神话,是儒教的理想,三皇五帝是道教崇拜｡不但反映了他个人轻视中国历史的倾向,更反映了日本社会强烈的战胜国优越感,是日本扩张侵略舆论之重要部分｡白鸟库吉后来亲自参与策划了土肥原的“满洲国”运动,就是他早期为侵华制造舆论之明证｡他的论点虽然遭到林泰辅､后藤太郎等人的驳斥,但因为白鸟库吉的影响很大,使日本学界对尧舜禹的怀疑成为风尚｡
中国的疑古思潮,也否认尧舜禹及其以前的古史,这与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有没有关系呢?有!作为疑古运动(亦称“古史辨”运动)的代表人物钱玄同和顾颉刚,都有受到白鸟库吉影响的可能性｡有人考证,钱玄同从1905年至1910年基本是在日本度过的,完全可能看到白鸟库吉的文章｡他回国后,提出一系列过激论调,在《新青年》著文,认为“废孔教灭道教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并且主张废止汉文｡继而学白鸟之舌,说“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像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我而且认为‘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尧舜禹不足信,那言必称尧舜的儒家和依据《易经》的道家便不打自倒了｡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在北大上学期间就受到钱玄同的影响,正如顾颉刚所说:“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远的来说就是起源于郑､姚､崔三人的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虽然未去日本,但他在1920年至1922年在北大图书馆当过“编目员”,清查过外文书籍,也有机会看到日本刊物对中国古史的非议(经查,北大图书馆存有这些日本刊物)｡所以,疑古思潮与日本侵华思想的联系确实存在｡
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实先在《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中说:“顾氏不信《尧典》,不信夏禹诸说,乃白鸟氏之绪论也｡”徐旭生在《中国古代史的传说时代》(1960年,科学出版社)中也说:“日本的御用学者倡‘尧舜禹抹杀’的议论,自有他们便利侵略,不可告人的隐衷,并不是科学的成果……极端的疑古派学者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沾染了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毒素,对于夏启以前的历史一笔勾销｡”胡秋原的《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1973年,台北,学林出版社)进一步指出,疑古运动的“发起人是钱玄同”,而钱玄同是“学白鸟之舌”,顾颉刚又是在钱玄同的启发下成为疑古运动的主将｡这些看法都是有理有据的｡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说:“又有顾颉刚者(亦助教)亦来,亦能用功,然其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此亦自然之结果也｡”这可能就是说顾颉刚的疑古论调近于日本的白鸟库吉,而王国维是不支持疑古论调的｡
当然,近代疑古学者还受中国古代疑古思想的影响,他们和日本思潮的呼应,并非有意给日本反华张目,但在实际上做了侵略者想做而难以做成的事｡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才使这些疑古大师明白自己到底帮了谁的忙｡钱穆先生在《师友杂忆》中说,抗战中,“钱玄同临亡,在病床亦有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对其早负盛誉之《古史辨》书中所提问题,则绝未闻其再一提及｡实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廖名春评论说:“钱玄同的‘治学迷途之叹’,顾颉刚‘另辟蹊径,重起炉灶之用心’,是在抗日战争的残酷形势下对自己早年疑古过勇的反省,也可能包含自己早年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的自责｡”(详见廖名春著《中国学术史新证》之《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2005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55～177页)
唐豪考证,自寻苦果
笔者曾经说过,唐豪的太极拳考证,是20世纪初的疑古思潮在武术领域的反映,这不仅因为唐豪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与疑古思潮的做法类似,其思想方法也和疑古思潮的代表人物同出一辙｡唐豪对太极拳早期历史的否认,是否也受到了日本侵华思想的影响呢?笔者不能随意武断｡但也凑巧,正是唐豪1927年去日本学习政法之后,1928年归国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1930年就出版了《少林武当考》,说少林武当的早期历史都是附会,这不能排除他受到了日本思潮的影响,起码在客观上与疑古学者一样起到损害民族自尊心的作用｡
《少林武当考》的出版,实在谈不上“考证”,因为他是秉承疑古派“先疑后考”的原则,在没有任何证据,也未到陈家沟考察的情况下,就断定张三丰绝不是太极拳始祖,把黄宗羲以来的记载和各流派的说法一律斥之为“妖言惑众”,这当然要引起人们的愤怒｡
顾留馨在《忆唐豪》中说:“当时出版的太极拳图解之类的书,大多持太极拳系仙传之说｡这样唐豪就得罪了这些书的作者们,也得罪了自以为是少林正宗､武当嫡派的某些勇于私斗的职业拳师｡他们就策谋对唐豪不择手段地饱以老拳｡”后经朱国福和王子平从中调解,唐豪才没有挨打｡当然,他在国术馆呆不下去了｡顾留馨说:“不久,唐豪离开南京,回上海执事律师业务｡后来唐豪向我提到这件风波时,说:‘当时幸亏有这两位老友从中调停,才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在顾留馨看来,唐豪是为坚持真理而险遭不测的英雄,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难道这不是伤害民族精神和民族自尊心而自找的苦果吗?
当然,即便唐豪受到日本思潮的影响,那也是无意的｡他在抗日期间还为抗日人士做过辩护律师｡有些拳友把唐豪称为“汉奸”,这倒不必｡我们不能用唐豪的做法对待唐豪｡
查无实据还是目无实据
唐豪顾留馨的太极拳源流研究,归纳起来,无非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张三丰创拳说的否定;二是对陈王廷创拳说的肯定;三是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种种辩解,包括把各个流派太极拳都纳入陈氏源流,在太极拳经拳论中清除张三丰的痕迹等等｡其结论之出奇,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陈家本无创造太极拳之说,唐豪却给他们戴上了“创造太极拳”的桂冠,杨､吴､武､孙､赵堡太极拳均持张三丰创拳说,唐豪却给他们另外强加一个祖先｡对此,太极拳界已有许多驳议,这里着重从思想方法和社会背景方面再加分析｡
顾留馨说,唐豪“用大量史料来证明达摩和尚和张三丰道士都不会武术,指出所谓少林拳始于印僧达摩,太极拳始于武当张三丰之说,都是后人的牵强附会”｡笔者尚未见到唐豪的《少林武当考》(1930年),但唐豪的《太极拳之根源》(1935年)和唐豪､顾留馨的《太极拳研究》(1964年),应该是进一步全面反映他们成果的著作,笔者从中却找不到否定张三丰的“大量史料”｡唐豪在《太极拳之根源》中的全部批判文字是:
“今日社会间最盛行的太极拳,一般无聊的拳家,都跟着一位著太极拳经的王宗岳,盲目地附会为一梦而精技击的张三丰所发明｡自称为剑仙弟子的所谓太极拳家姜容樵也者,在其所著太极拳讲义中,更把张三丰捏造为一个临窆复活､宣言观我汉族恢复河山的怪物｡我们似乎不能因为受其影响者只是爱好武艺者们的中间一部分,而忽视了思想上的毒害,遂听其妖言惑众｡”
“无聊的拳家”､“捏造”､“怪物”､“毒害”､“妖言惑众”,这就是唐豪的证据｡各派太极拳传人尊崇王宗岳的著作,为什么是“无聊的拳家”?王宗岳的拳经,多种传本都有张三丰的名字,为什么一定是“附会”?姜容樵著作中的《太极始祖张三丰先生传》,是综合了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明史•张三丰传》､《太原县志》等史料而成,有据可查,为什么是“捏造”?显然,唐豪“考证”的“大量史料”,无非是大量莫须有的罪名而已｡
顾留馨在《太极拳研究》中说:
“太极拳的起源问题,曾有始于元末明初和唐代之说,考之史实,则伪托立见｡”“根据《明史》和历经纂修的《太和山志》,都只字未提张三丰会拳术;即使是1723年住在四川的圆通道人汪锡龄编的《三丰全书》稿本以及到1844年被长乙山人李涵虚重编出版的《三丰全书》里面,他们虽然都鬼话连篇地宣称见过14世纪的张三丰,但也未曾捏造张三丰会拳术或创造太极拳｡”
这里,“伪托立见”的“史实”,就是《明史》､《太和山志》和《三丰全书》都没有记载张三丰会拳术｡且不说《张三丰全集》中也有《拳技派》一文记载了张三丰创拳,顾留馨没有发现,唐豪顾留馨都把黄宗羲《王征南墓志铭》和《宁波府志》中关于张三丰创拳的记载置之度外,更把杨家历代的传统说法视若谣言｡这种用牛头否认马嘴的方法,和当年疑古派常用的“默证法”同出一辙｡所谓“默证法”,其叙述相当繁琐,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某时代某人某书未记载者,则他人他书所记载者为假｡国学巨子梁启超的《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列举了13条辨伪标准,影响很大｡其第一条就是“看旧志是否著录”｡他把一本书的真伪,归结为某种志书是否记载,某人是否知道,卷数是否和旧书相同等等,这都存在一种错误的前提,即某种志书必然载尽所有的书,某人必然看尽天下所有的书,在逻辑上很不严密,因而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比如,他认为在西汉以前的书,《汉志》没有记载的都是伪书｡从近年出土的资料可见,有许多先秦书籍在《汉志》中并无记载,旧注已经认为是伪书的,也被证真｡在整个疑古运动中,滥用默证法是一种普遍现象｡唐豪顾留馨认为太极拳源流的传统说法“查无实据”,实乃“目无实据”之表现｡“大量史料”之说,纯系唬人之语｡
夜梦玄帝与认仙为荣
唐豪把张三丰说成“一梦而精技击”的“怪物”,顾留馨也说“黄宗羲未考张三丰夜梦玄帝授之拳法之荒诞”,并把太极拳源流的传统说法称为“荒诞的仙传之说”｡这都和疑古学者的思想方法和手段一脉相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是方法,“联系政治,施加压力”,这是手段｡目前有些否定张三丰创拳的人,抓住“夜梦玄帝授之拳法”一句话,就以为掌握了不可战胜的武器,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考证工作简单到如此程度,那还算什么考证?《史记》记载,商代祖先(契)是母亲吃了鸟蛋而怀孕的,周代祖先(弃)是母亲踩了巨人脚印而怀孕的｡难道依此荒诞说法就能否定商周王朝的存在以及《史记》的史学价值吗?
极端的疑古学者,其考证辨伪已经脱离了学术研究的轨道,而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说:“通过‘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来达到‘废孔教灭道教’的目的,这就是古史辨运动的真精神｡”唐豪的太极拳考证,不正是以“毁佛灭道”为议论前提吗?在反对封建迷信的招牌下,一切与佛道相关的史料都不足为据了,这是唐豪考证的重要法宝｡
唐豪去世之后,顾留馨在极左思潮逐渐盛行的时代,“仙传为荣”更成了一根政治棍棒,再提张三丰就成为罪状了｡顾留馨在1964年的《从缠丝劲问题谈起》一文中说:
“现在不大有人敢于再认仙传为荣,但徐致一先生在《吴式太极拳》附录《王宗岳的太极拳论》正文之后,还不忍割爱地保留着:‘原注云:此系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徐先生对于张三丰创造太极拳的传说是不是还有些留恋呢?为什么还要让张三丰的阴魂出现呢?”
唐豪的《王宗岳太极拳经研究》,收集14本太极拳经进行对比,其中10本都有“此系武当山张三丰老师遗论”之语(包括唐豪发现的“厂本”拳经),徐致一保留原貌,有何罪过?如果这也叫“学术争论”,中国还能有学术吗?这篇文章连当时的《体育报》也拒绝刊登,而顾留馨之子顾元庄又把它整理发表在《上海武术》2003年3期(《武魂》杂志2004年第2､3期连续转载),可惜在当今的时代,“仙传为荣”的棍棒已经腐朽不堪,不顶用了｡
笔者以为,说达摩不是少林拳的发明者,从事实和道理上都能讲得通,也无损中国人民的尊严｡说张三丰不是太极拳的创始人,则漏洞颇多｡张三丰固然是一个难于捉摸的神秘人物,但从大量记载可见,他确实是一个有道行､有著作､有遗迹､有传人的著名道士,不是“神话”中的神仙,而是被“神化”了的真人｡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老子《道德经》在全世界的译本和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这是中国人的骄傲｡太极拳的贵柔特点及舍己从人的原则,可谓《道德经》的活版本,与道教仙学的关系亦属自然｡英国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说张三丰的名字和太极拳联系在一起,我们自己为何不能承认呢?
无中生有谈何易
唐豪顾留馨对张三丰创拳说的否定,目无实据,借势压人,难以服众,他们对陈王廷创拳说的肯定以及为了自圆其说而进行的种种辩解,更是牵强附会,漏洞百出,甚至随意编造｡比如,他们把陈森在上世纪20年代为《陈氏家谱》所做的“旁注”,说成是“乾隆十九年最可信的史料”,把陈氏《两仪堂本》的五套炮捶(只有一套亦称十三势)说成五套“十三势”或五套“太极拳”｡为了把赵堡､杨式太极拳纳入陈式源流,唐豪顾留馨编造了“陈清平招赘赵堡镇”之说,又给杨禄禅戴上了“改革简化陈氏老架”的高帽子｡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他们不顾杨禄禅40岁之前已经有三个儿子的现实,编造杨禄禅“十岁卖身为僮凡三十年”,回到永年仍是“孑然一身”｡为了解释杨式太极与陈式太极的差别,他们说杨禄禅“不通文墨”,把“懒扎衣”音转为“揽雀尾”｡一个在陈家沟三十年(按唐豪的说法)的人,即便是文盲,能把“懒扎衣”和“揽雀尾”都分不清吗?(详见拙著《疑古思潮与唐豪的太极拳考证》及《极左思潮与顾留馨的太极拳研究》)
试想,要给一个练炮捶为主的陈家赋予“发明太极拳”的桂冠,并把与此风马牛不相及的其他流派纳入其后,无中生有,谈何容易!除了编造,别无他途｡笔者以为,张三丰创拳的传说和记载都是确切的,然而资料并不详尽,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分析,属于既不能十分肯定又不能断然否定的状况,很多历史记载都是这样｡但是唐豪的陈王廷创拳说及其辩解,是绝对无法成立的｡其论据之牵强,是非之颠倒,已经没有“学术”味道了｡如果说唐豪在中央国术馆出版《少林武当考》之时,是受日本思潮或中国疑古思潮的影响而“未考先疑”,那么,在他险些“饱以老拳”而不得不离开中央国术馆之后,其“考证”动机就变了,恐怕是出于个人恩怨,为了挽回面子,“无中生有”就变成实际目的了｡
当然,笔者对于唐豪顾留馨的非议,主要是在太极拳源流的考证方面｡至于他们对中国武术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笔者不敢妄论｡把唐豪称为中国武术史的拓荒者,笔者并无异议｡然而,中国武术史特别是太极拳史,总不能停留在疑古思潮盛行的拓荒阶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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