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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李岩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唐村李氏家谱的发现，为研究李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专家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图为李岩故居。
２００４年４月２日，是李立炳平生最为荣耀的日子之一。虽然是学术研究的门外汉，但这一天，他在一个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上侃侃而谈，台下５０多位专家学者全神贯注地倾听。会议一结束，专家就围着他，要求查看唐村李氏家谱。
寻找到失传多年的家谱，对博爱县唐村李氏家族是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但他们没想到，这份家谱对史学界同样意义重大，所以家谱又“沉睡”了一年多。一年多后，一个偶然的巧合，这份家谱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李立炳从西安找回家谱后，开始续修家谱。为了准确无误，他们边写边找各家核对。看到家谱，６０多岁的村民李振让突然想起一件事，他父亲临终时交代，唐村与附近李洼村是同宗，两村的关系，“在咱家地里埋着呢”。原来“文化大革命”时平了老坟，他父亲在老坟犁地时犁出一块大古砖，一看竟是唐村李氏始祖李清江的墓志。他父亲没敢对任何人说，又悄悄找地方埋掉了，直到临终才向儿子做了交代。
根据这个线索，李立炳和村里人挖出了那块大古砖，用水洗了，勉强能看到上面的字，除了写有李清江和他妻子的名讳外，还有这样一行文字：“家住山西洪洞凤凰村，洪武四年来到河内怀（庆）府唐村。弟李清河同来，住李洼村。”
以前唐村和李洼村都传说两村是同宗，但一直在争，都说自己的祖先是兄长。发现这块墓志后，两村人共同立了一块“李清江、李清河迁址纪念碑”。
随后，唐村人李俊汉又找到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拍摄的两张照片，拍摄的是“千载寺 善洪洞移民功德碑记”（千载寺位于唐村外，“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数十通石碑有的被砸毁，有的下落不明）。照片上的碑文显示，千载寺曾经是明朝初年山西向河南迁民的中转站。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唐村和李洼村相约，各出４人雇车前往洪洞凤凰村寻祖。在洪洞县县志办，李立炳把自己收集的资料拿给有关人员看。县志办的领导看后很吃惊，告诉他们全国移民文化研究会第二天就要在该县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郑州大学、山西大学等２８个单位的５０多个专家学者到会，希望李立炳也到会上发言。
李立炳很意外也很紧张：“叫我发言那可不中！人家都是专家教授呀！”但大会筹备组研究后，一致要求他发言。那一晚上，李立炳几乎整夜没睡，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准备了好几个发言提纲。出人意料的是，第二天他的发言赢得了满堂彩。专家最感兴趣的是有关李岩的史料，会议一结束，专家们迫不及待地查看家谱，看着看着就情不自禁地抄录起来，李立炳倒有些受宠若惊了：“不用抄了，一会儿我给你们复印。”吃饭的时候，专家们纷纷过来敬酒：“真意外，你轰动了会场！”郑州大学教授、著名明史专家王兴亚先生对他说：“如果家谱是真的，那可以帮助解决三个悬案：李岩身世、太极拳起源、洪洞移民路线。”
随后，王兴亚等专家先后对家谱进行考证，并发表学术论文，对家谱的真实性和学术价值进行了鉴定，认为唐村家谱上的李信，就是史书上的“杞县举人李岩”。目前有更多学者在对唐村李氏家谱进行研究，试图破解几桩困扰学术界数百年的悬案。
这个悬案真够“悬”
李岩的故事广泛流传，其大致轮廓如下：他原叫李信，河南杞县人，兵部尚书李精白的儿子。家乡遭受饥荒时，他劝说杞县知县赈济饥民。遭到拒绝后，他拿出自己家的粮食救济灾民，老百姓对此非常感激，奔走相告：“李公子活我。”这时候有个叫红娘子的杂技演员聚众造反，她非常倾慕李信，绑架了他，强行让他娶了自己。李信受不了这个“野蛮女友”，找机会逃回家中。但官府竟然把这个被绑架的“人质”当强盗抓进了监狱。红娘子闻讯攻打县城，营救自家老公，全县饥民群起响应，救出了李信。此时的李信迫不得已，率众投奔了李自成，自成大喜，“改信名曰岩”，用为“谋主”。其弟李牟，也成为起义军的大将。
此后李岩成为历史大转折时刻的悲情人物：他的参加使起义进入高潮，推翻明朝；他的被杀加速了起义的失败，导致了满清２００多年的统治。
劫余乱后，文人纷纷著述，追述和研究明末这段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历史。上述李岩的故事，出现在赵士锦《甲申纪事》、谈迁《国榷》、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吴伟业《绥寇纪略》等文献中。这些作者或为知名文人，或为著名史学家，他们的记述不该是毫无凭据，因此李岩的故事被广泛认可，后来官修《明史》，也写入了李岩其人。三百多年来，因其浓郁的悲剧成分、足够的传奇色彩和引发历史转折的关键意义，李岩的故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金庸的《碧血剑》、姚雪垠的《李自成》都塑造了英武洒脱的李岩。不但文学家，史学家同样看重此人。在后来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李岩的故事都被史学家挖掘出了不同的意义，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即是一例。
但有趣的是，在李岩故事流传之初，就有人提出异议，从此异议不断，使李岩长期成为争论焦点。
人们提出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李岩的身世上。与李岩同时代的商丘人郑濂在《豫变纪略》中说：“……如杞县李岩则并无其人矣。予家距杞仅百余里，知交甚伙，岂无见闻？”由于对杞县十分熟悉，郑濂自信地认为，很多文章中记述的李岩，其实是位乌有先生。
无独有偶，康熙三十二年《杞县志》中的《李公子辨》，同样指出杞县根本没有一个叫李岩的举人，也没有任何叫李岩的人加入李自成的起义军。作者指责谷应泰、谈迁等人撰写史料不负责任，并认为“一事失真，举属可疑”，既然杞县并无李岩其人，此人所有的故事都值得怀疑。
又过了几十年，李精白的后裔、颍州（今安徽阜阳）人李祖旦撰文说，李精白不是杞县人，而是颍州人，因颍州人参加开封府乡试，所以文献记载他是开封府籍。李精白有两个儿子，分别叫李麟孙、李鹤孙，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生卒年很清楚，绝对不是李岩。
１９７８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诚向“李岩”发出了“致命一击”。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李岩质疑》一文，引述大量史料得出结论，李自成起义军中，根本不曾有过李岩这个人物。认为这是一个“合成”的人物，是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福士，一位中国史学者，在研究中国河南历史方面颇有建树。他对李岩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李岩的故事：它的发展和它从清初到当前的作用》，认为这个人和他的故事“不再是实在的历史”，但经过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已成为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可以作为明清变迁之际思想的一个重要迹象进行研究。
如此一来，历史如坠五里云雾。即便是认可、推重李岩的人，也对很多细节感到困惑。郭沫若就曾经承认，他写李岩所依据的一些史料来源是“不可靠的”。而姚雪垠同意李岩“十分可能”“不是李精白的儿子”，并且也可能“不是杞县人”，而出现在野史中的红娘子，“可能从未存在过”。
此李精白非彼李精白
了解了这样的背景，记者才理解了一个问题：那些重量级的专家，为什么在见到李立炳所带的家谱后那么震惊。这份家谱对研究明末的历史太重要了，很可能是解决三百年悬案的钥匙。
按照李氏家谱的记述，李岩虽是清化镇（今博爱县）唐村人，但他跟杞县、跟“李精白”的确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身世备受人们质疑，大约是由于一些阴差阳错的原因造成的。
家谱记载：“信，字岩，名（号）威，配陈氏、孔氏。贡生。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卒于崇祯十七年。”他父亲叫李春茂，在家排行第四，大哥李伦，二哥李仲，三哥李俊。李家当时已是大家族，在济源开有煤矿，还在不少地方开有粮行。
李信与二哥李仲（号大亮）关系最密切，两人与表哥、温县陈沟陈奏廷（字王廷，被认为是太极拳创始人）曾在唐村外千载寺三圣门太极宫“拜师结义”，“创艺太极养生功十三式拳”。
后来，兄弟俩陪同陈奏廷到开封考武举，陈奏廷箭法出神入化，一马三箭，三马九箭，箭箭“凤夺巢”（即９箭从一个箭洞中穿过）。由于拒绝向考官行贿，报靶官认定只射中一箭，陈奏廷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像最近“我顶门”事件中的齐达内一样失去理智，张弓搭箭，一箭射死报靶官，考场当即大乱，李仲、李信哥俩只得护着表哥，杀出考场。随后，陈奏廷到登封一支起义军中避祸（据说此事在温县陈家沟代代相传），而李信哥俩也不敢回家，跑到杞县姨母家躲避。他们的叔父李春玉在杞县开粮行，李信就在粮行当会计。李春玉字精白，号晶白，没有儿子，李信早就过继到他门下。也许因此，李岩被传为“李精白之子”，而当时还有一个名气十分大的“李精白”，此人曾任兵部尚书，是魏忠贤阉党中人。大约是有人想当然，造成误会，此“李精白”成了彼“李精白”。
关于李岩赈济灾民的事儿，家谱中也能找到影子。他在粮行工作期间，编写过赈济饥民的歌谣，后来传播甚广，又曾用粮行粮食赈济灾民。后来粮行破产，李岩回到家乡，再入千载寺习拳。
史料中提到的李岩之弟李牟，按照家谱的记载其实是他堂弟，此人也是拳术高手，在陕西传授拳术时加入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李自成进入河南，李牟回家“牵诱”李仲、李信等人加入起义军。家谱记载说：“（崇祯）十七年（李信）遭贼冤杀。”
唐村李氏家谱不但对李岩的家世和身世作了清晰记述，可以澄清史籍的混乱，而且还记述了李自成起义军其他几位将军。
《绥寇纪略》、《明季北略》以及《明史》里都记述了李岩之弟李牟。由于李岩存在的真实性受到质疑，有人认为李牟必定也是“乌有先生”。家谱的发现，同样证明了李牟的存在。
李自成部队还有李友、李大亮等李姓将军，他们是何处人、出身及经历如何，都没有留下记录。按照李氏家谱，他们都是唐村人，李大亮就是李岩的二哥李仲。李岩被冤杀后，李仲“解甲离闯贼营”，逃到浙江投奔他三弟李俊，长期在浙江“传拳为生”。清朝建立，社会稳定后，李仲回到家乡，康熙二十八年去世。
李岩只有一个儿子，并且很早就夭折了。李仲把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元善过继给他。李元善因此“一门双挑，仲、信双立祖，世裔奉祀。”
唐村发现的家谱，就是李元善续修的。虽然李岩死时，李元善只有几岁，但他应该从父亲口中了解到确实的信息。
明史专家、郑州大学教授王兴亚研究认为，父子亲情使李元善在修谱时不能回避家族的这段隐秘历史，并且他有条件“摒弃来自方方面面的不实传闻与记述，依据父亲提供的材料，将事实真相告诉世人”。正是这些记述，使我们对于真实的李岩、李牟有了清楚的了解。“这是该谱取材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在唐村，人们还找到了可以佐证家谱的东西。李立炳是李元善后裔，他家仍幸存有祀奉先祖的轴帐一幅，是清末遗物，上有“世祖考信字岩，妣陈、孔孺人之神主”字样。因年代久远，尘染烟熏，轴帐的白纸发暗发黑，已残破，但其字迹仍清晰可认。
据博爱县地名办主任魏美智介绍，唐村还发现了三份明末清初的契约，分别是李牟父亲李自奇卖地契约、李仲买地契约和李春玉做“同中人”的卖地契约。在李立炳家，记者看到了这三份契约的复印件。
在唐村，记者惊奇地发现，这里保存了不少明清民居。据魏美智介绍，唐村中街４０号、４２号等四座院落都是明末建筑，这四座院落坐北朝南紧紧相连，其临街房是同时立架上梁，同时落成，其檩条榫榫相扣连为整体，它是李岩的父亲李春茂为四个儿子建造的。
徘徊在古朴的四合院内，记者不禁心思恍然：这难道就是当年李岩生活、成长、习文、练拳的所在？
□首席记者姚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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