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是创造性的根本智慧;武术之道,是人潜在的最为理想的有关武术实践的智慧。道只可体悟而不可认识,对道的体悟与把握,将自然地获得驾驭武术实践的真正的术。传统武术家们所追求的真正的术,其实就是道,而不是外显之术。悟道的方式,决定了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以实用为标准的传统武术的经验思维,自然可以包容与吸纳已获得实用性证明的现代科学思维;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理想模式,自然是传统经验思维与现代科学思维的有机结合。
关键词:道;术;传统武术。
这是一个对传统武术思维方式的研究。解读道的概念特色,弄清道与术的本质联系,思考经验思维对科学思维的吸纳与融合问题,对于传统武术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1 道的含义 或许,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神秘玄妙,把“道”这个概念推向了中国思想领域的核心;也可能,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之又玄,使道成为了某种高深的象征。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中,道是一个深奥而又平实的概念。宇宙创生之道,天道、人道、武道、剑道、茶道、官道、师道,等等,充分显示了道在古代文化中的份量。
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忠是孝,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才是中国思想史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1]
好个“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好个“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虽然金先生对道的理解多了一些客体成分而有些不够准确,但是,却是道破了道这一概念在中国人思想中的真正意义。道,早已成为中国人心领神会、日用而不知的概念。
对中国古人来说,在不同流派的思想学说中,在各行各业,都有自己不尽相同的道。然而,道的含义,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是不尽相同的。
按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道的本义,是指道路。后人由此而引伸出了其他的意义。无论如何,道,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确实是一个使用率颇高的概念。
王中江先生在他的《道家形而上学》中,对老子之前的典籍中有关道字的含义进行了考察与归纳,认为大致有七种含义。这七种含义,分别为“道路”、“言说”、“理则或法则”、“方法”、“命令”、“正义或公正”、“通和达”。[2]
老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形上思想的巨大突破;老子的道的概念,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含义。当然,这并不是说《老子》一书中所出现的所有的道,都要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理解。
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事实来看,老子思想的形上突破,使道的含义具有了形而上的意义。然而,在老子之前已经出现的道的词义,并没有因老子思想的出现而被全部抛弃。相反,倒是老子的形而上意义的道,把此前的诸多含义融到了一起,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形上思考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道的各种词义的融合,使此后的思想史上的道更为神秘。正是道的词义的丰富特色,使道这一概念客观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种崇高的象征,而使各个领域、各种意义上的道得以相互的沟通。
“形而上者谓之道”[3];形而上者,即超越经验者。从文献资料中看,在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下,道包含了两个最根本的含义:其一,是指隐藏于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而言的,是指中国人反复强调的“体用不二”之“体”。这种本质意义上的道,在儒家被称之为理,在道家被称之自然,在佛家被称之为实相,等等。其二,是就智慧而言的,是指人本身潜在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这种根本智慧,具有对己可呈现自我本心、对物可洞察物自身的智的直觉能力。这种根本智慧意义上的道,在儒家被称为仁、良知,在道家被称为道、玄智,在佛家被称为般若、佛性,等等。这种在康德看来只有上帝具备而人类没有的根本智慧与智的直觉能力,中国古人坚信潜在于每一个普通人身上。
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道的词义,具有特殊的复合性。在天人二分的思维模式下,我们是无法把这种主体智慧与客体对象视之为一的。然而,在中国古人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下,把主体智慧与客体本质作为一种东西,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坚信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的中国古人看来,本质即是现象的依据,本质即是一种根本的智慧。“天行健,天地位”,自然是一种宇宙现象的本质规律,同时,它本身也是一种宇宙的根本智慧。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最本质的规律,即是最理想的方法,也就是最根本的智慧。因此,虽然从客体的角度看与从主体的角度看并不完全一样,然而,我们都可以把道作为一种智慧,而且使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现在看来,也只有当我们从根本智慧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超越的道时,道所包含的众多含义,才能得以圆满的解释。本来,所谓的道,包含了人本身所具有的可以洞察本质规律的根本智慧,以及由这种根本智慧所洞察到的客体的本质规律,然而,此时,由于中国古人所坚信的天人合一与知行合一观念,又使两者完全统一起来。在人看来,作为客体的天地万物之本质规律,是人的效法对象,是人的根本智慧所洞察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从天地万物的角度看,它又何尝不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智慧呢?天地万物的根本智慧,即是我们竭力洞察觉的客观规律,也是人的智慧的来源。如此,人的智慧与万物的规律,也就属于同一性质,皆可作“智慧”解。这样,我们对道,即可理解为一种根本智慧,而无论这种智慧是来自于对人潜在能力的开发还是从天地万物的表现发现的。中国古人坚信,这种根本智慧即是宇宙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既然道是根本智慧,那么,古代各家学派对道的本质的描述,则可能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根本智慧的不同理解。这样看,各家对道不同的描述,很多就可以圆融起来了。
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本智慧,是圣人表现出来的根本智慧,更是潜在于普通人身上而有待开发的根本智慧。如此,道必然可以融合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含义,因为这些内含都可以被示为对道的不同描述而已。另外,从崇尚智慧的人的角度看,对于未能开发出来而不能运用潜在的根本智慧普通人来说,这些由前辈先贤们阐述的代表着实然方式的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的道的内容,也就是普通人应然的法则、方法、依据、规范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道,已经包含了实然的规律、状态、形象、道路、命令等与应然的法则、方法、美、规范等意义。对道的内容,我们无法理性地准确表达,却可以无尽地换角度描述。道是万物万事的本质规律,道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根本智慧,道是圣人之生活方式,道为普通人类提供了各种行为的依据。实然,是对天地万物和得道之圣人而言的;应然,是对未得道的普通人来说的。
传统文化中这个颇具特色的道的内容,在知识的领域中,常常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已经指向了一种信仰。正是这种信仰,实实在在地引导着古代中国人展开了对宇宙人生之大道理的永久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古人在实践中悟得的这个作为大智慧的道,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灯,对于人们追求理想的生活境界与探索理想的实践方式,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古代占据主流的“天人合一”观念,乃是以道的客体意义与主体意义的接合点。人道以天道为依据,实际已把知识与意义完全融合到了一起。虽然,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中,曾有理智的思想家们明确地把天道与人道区分开来,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道蕴含着实然与应然”这一主流观念的深远影响。即使在强调天道与人道相区分的中国古代哲学家看来,作为道这个概念的含义,也绝不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就可以概括的。天道与人道相区分,只是强调天与人不能完全等同,而并非要改变道这个概念本身的内在含义。在人们认识道的过程中,实然与应然,是同时呈现出来的。
最崇高概念的道,最基本的原动力决不是空的,决不会像式那样的空。道一定是实的,可是它不只是呆板地实像自然律与东西那样的实,也不只是流动地像情感与时间那样的实。道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分开来说,它虽无所不包,然而它不像宇宙那样必得其全然后才能称之为宇宙。自万有之合而为道而言之,道一,自万有之各有其道而言之,道无量。[4]
道是无处不在的,道又是统一的。实然与应然,其实只是对同一东西的两种表述。实然标志着道的真实意义,应然标志着道的理想价值。无论是实然的生活方式,还是应然的人类依据,理想的道是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领域的。道即根本智慧。所谓的宇宙之道、为人之道、茶道、官道等,即是宇宙的根本智慧、为人的根本智慧、茶艺的根本智慧、为官的根本智慧等。
从根本智慧的角度讲,传统武术的道,即是最伟大的武术家在武术运动中所表现的最佳运动技术与为人方式等。武术之道,即是人们进行武术运动、处理武术文化范畴内的一切事物的最理想的方式,是最伟大的武术家进行武术运动的根本智慧。
越王问曰:“夫剑之道,其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无道不习,不达诸侯。窃好击之道,诵之不休。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其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王欲试之,其验即见。”[5]
越女论“击之道”,大致有三层意识。其一,“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道不是别人教授的,而是自己悟出来的。其二,“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揭示了道的真实自在性。其三,“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是对手战之道的自我体悟之所得。
很明确,越女的“击之道”,是对武术技击之道的描述。自然,技击之道,是武术之道的核心内容。
武术作为一种防身自卫的工具,是不言自明的。然而,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传统社会中,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武术,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武以载道”[6]。在中国古人看来,作为一种工具的武术,是必须顺应于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观念的。除了传统武术运动本身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与执行的法则外,其他的一切价值观念,均要受制于传统的主流思想。这样,所谓的武术之道,除了自身所固有的技击之道以外,还承载着表演之道与为人之道等内容。当然,正因为传统武术承载了传统文化主流的思想观念,也就是这些附加的思想观念客观地成为了武术运动本身的智慧内容之一。
乔永香先生在授徒讲拳时,经常强调,“武术之道,在于做人,在于表现伟大的思想”。这个做人与表现思想的道,也是武术之道吗?这牵涉到对武术概念的界定问题。从狭义处讲,武术即是技击;武术之道,自然也就是技击之道。正是这种原因,笔者常把技击之道作为本然之道。然而,从广义处讲,武术,包括了习武者的所有行动与思想;这样,武术之道,也就包括了诸如做人之道、艺术表现之道等内容。
传统武术,是传统文化的载体,自然,传统武术之道,必然是一个复合之道。在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师道、茶道、官道,等等,可能都属此类。
总的来说,这一古人坚信为真实存在的武术之道,既是实然的最佳的武术运动方式,又是习武者最理想的应然依据。无论是优秀的武术家,还是普通的习武者,都在竭尽全力地苦苦追寻着这一至上神秘的武术之道。最优秀的拳种,最伟大的创新,都意味着对这一神圣的武术之道的真切领悟。
2 由道而术 道与术,是传统武术中一对至关重要的概念。或许是为了区别真正的术与人造的术,那些高深的武术家以及其他行业的能工巧匠们,常常把那理想的术直接称之为道,而不断地强调这种“道术”对实践的重要性。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真正的术,即是道在武术实践中的具体落实与表现形式。从本质上讲,道是术。
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形式的武术运动,自然固有道的存在;然而,这个由人来实施完成的武术运动,则是以术的形式来展开的。术,乃是道在武术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道的智慧在武术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技巧。
武术家的一切创造,习武者的所有训练,都是为了体悟与把握这个神圣的道。只有对道的体悟与把握,才可以使人获得最满意的实践技能,才可以掌握理想的术。这是传统武术的一个基本信念。
当一个伟大的武术家,或者一个后学的习武者带着强烈的功利目的去体悟这个神圣的武术之道时,已经决定了武术的经验性质。人们对这个道的体悟,甚至包括先贤们对道的存在的信仰,本来就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感受。
对道的体悟与把握,是一种个体的经验感受。自然,武术之术,也就只能是一种感受经验了。对得道的武术家来说,道就是术,术就是道。在此,道与术完成了实质上的统一。
越女所宣讲的“内实精神而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而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而与神俱往”,不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吗?这种“手战之道”不就是“手战之术”吗?
这是古代中国的独特“逻辑”。或许,并非所有的习武者都认同“所有的武术之术的获得都是对武术之道的把握”这种观点,但是,武术运动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几乎所有武术之术的产生,以及人们对武术之术的掌握,都要依靠人在实践中的感悟。人们在实践中的感悟,绝不仅仅是对实然的认识,而主要是对方法的把握。这其实正好就是悟道之思维方式的根本所在。
众所周知,认识论背景下的西方人,是不会把知识与能力混为一体的。他们根本不会去想,在被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竟然能够获得处理事物的能力。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已经开始追求一种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无论是自己的直接经验,还是别人的间接经验,都只能是主体认识的对象。主体通过对客体即各种经验的抽象,经由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知识,以期望获得对事实性的客观规律的把握。技术的构建,是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的。
从现代体育的角度看,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来说,最起码要由感性材料、技术理论、应用技术这三个部分来组成的。各种形式的实践经验,都是有待于理性加工的感性材料,它们构成了技术体系的基础部分;认识主体对各种感性材料进行理性加工以后所形成的理性知识,就构成了技术体系的技术理论部分;人们在这些技术理论的指导下所设计的实践应用方法与手段,就构成了技术体系的技术部分。可以看出,在这个严密的技术体系中,实践经验的地位是比较低的,只是起着为整个技术体系的构建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而已。现代体育承认事物中存在着客观规律,而且可以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对规律的认识必须是理性的。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经过理性加工以后的理性知识,才是有意义的。
有着良好的认识论传统的西方文化,在对待事物存在的自身规律这一问题上,态度是十分客观的。他们往往在主客分离的前提下,首先通过主体的实践获得初级的感性经验,或者通过学习获得间接的感性经验,然后对这些感性经验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的理性加工,以获得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技术理论知识,最后再确立规范化的技术模式。认识论基础上的技术理论与技术构建,是对主体反复实践所获得的经验以及其他个体所获得的经验的共同抽象。它抽象出来的是所有经验中的普遍性。西方文化是以抽象共相的方式来发现规律的。这个发现规律的过程,是一个客观理性的过程。主体理性认识的结果,获得的是一种关于客观规律的知识;而技术,则是主体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实用方法的理性构建。
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古人对待事物中真实存在的道,采用的是悟的方式。它没有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阶段划分,而是采用反复实践、对外界相关事物观察体验的方式,领悟事物自身所固有的道。中国古人通过这两种方式对道的领悟,将获得一种完整的对道的身心感受。术,是在悟道的过程中通过对道的把握而自发形成的。
如果说西方的科学技术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以理性认识为指导构建而成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术,则是对道的直接把握。悟是一个主体感受的过程,自然,术也只能是主体把握的一种经验。如果说我们可以把术外化为一种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术,并非中国古人所看重的真正意义上的术。因为这种可用与传授与交流的术,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知识,已远远地离开了实践。
对传统武术来说,真正的术与人造的术是不一样的。真正的术,就是道,也可以称其为“道术”。传统武术的“道术”的性质,加上传统文化对逻辑语言的轻视,使古代的武术家们几乎没有办法把他们在实践中体悟到的“道术”清晰地表现出来。“道可道,非常道”[7],能够表达清楚的,决不会是道术,而只能是人造的术。
道术是不可能被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的,但是,传统的武术家们还是做了多种努力使自己的表达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它。
身体动作与语言表述,是传统武术家们展现“道术”的主要手段。身体动作的亲自演练,是表现用武之术的主要手段之一,这就使传统武术有了“言教不如身教”的说法。除了在武侠小说中出现过那些悟性极高的人士可以看着拳谱练就高深的武功之外,在现实的武术界,是很难想象一个人通过看书而自学成才的。同时,因为用武之术的个体感受性质,武术家们对武术动作的表述,又常常要借助那些隐喻性的艺术语言[8]。比如什么“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缓如鹰,快如风” [9],等等。
当然,即使在西方体育中,在表现其技术方法时,语言表述也不能完全代替个体的技术演练。然而,相比而言,西方技术理论的准确程度,以及技术理论对个体演练的依赖性,与传统武术根本不是一种性质。
在西方体育中,技术,是根据相关的理论知识进行的方法构建,是客观理性的,具有较强的普遍性。而在中国的传统武术中,真正的术,只存在于人的直觉中,是个体对武术运动之道的感悟与把握。它是任何手段都不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对传统武术来说,我们在人与人之间用于传授与交流的术,只是武术之术的一个外在形式,而不能完全代表真正的术。这样,传统的武术家们,对外在之术的重视,就远远比不上对悟道这一实践行为的重视了。外显之术,只是初学者的入门手段;而真正的术,则是在对道的实践体悟中逐渐掌握的。正是这个原因,那些朴实的民间武术家会这样告诉你:“给你再好的东西,如果你不会接收,也永远成不了你的”;“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伟大的武术家们,通过自己对武术之道的体悟,得道而成就了其伟大。他们把自己对道的体悟描述出来供我们学习,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先人们以术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道的领悟,为我们提供了进入武术之门的重要阶梯;然而,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武术家,成为一个游刃有余的武林高手,必须经过对武术之道的亲身体悟。前人所述之道,当其被描述出来时,其实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道,而是一种有限的、分离的关于规律、法则与方法的知识;对完整的武术之道的把握,必须经过自己的亲身体悟才可能实现。
3 道进乎技
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所有的武术拳种的出现,都是也都必须是得道的武术家的智慧表现,而决不是某个聪明的武术家的人为造作。虽然这些武术家的得道也曾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对前人之术的学习与磨练过程。然而,现实中,习武者的对术的掌握,并不是由道而来的;相反,对多数习武者来说,其对道的体悟,却是经由对前辈武术家们所提供的现成的术的学习与实践而逐步实现的。我们所好者,道也;然而,这种道的获得,却进乎技也。由道而术,以道为术,是就理想而言的,是对术的至高要求;道进乎技,则是就现实而言的,揭示了道的真实获得方式。除了个别天才的武术家外,对大多数人而言,道的彰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道的彰显,也就是对道术的真正掌握,是在对成术的反复实践中超越完成的。前人的成术,是悟道的基础;道,则是己术产生的根源。
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导大刚,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萏乎![10]
疱丁所好者,是道而不是技;然而,其所好的道,却是在对技(即术)的反复实践中获得的。其实,得道以后的疱丁解牛所运用的道术,也是一种技,只不过不是那些庸俗的屠夫们所理解的技而已。真正的技(即术),是对道完全把握之下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直觉能力,然而,这种直觉能力的获得,却也是经过“无非全牛”、“未尝见全牛”的必然阶段的。传统武术家们所追求的,何尝不是这种对武术实践之充分把握的道呢?而传统武术家们对这种道的获得,又何尝不要经由一个艰苦的术的磨练过程呢?现在看来,游刃有余的道术的彰显,实质是经过了一个从感触的纯粹直觉到感触的经验直觉,然后再由感触的经验直觉到智的直觉的熟练与超越的过程。
道术是个体悟道所获得的对实践的把握能力。道术对悟的依赖,决定了传统武术的经验特色。这种作为主体在实践感悟中所获得的经验之术,与科学理性指导下的技术,各有优势与不足。
就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讲,科学理性指导下的技术是比较合理的。建立在分析与抽象基础上的技术,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对方法与要求的界定与叙述,一般是比较精确而细致的,有利于迅速地转化为后学者的操作手段,并有利于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流与传播。然而,这种过于强调共性与条理的精细技术,却常常因缺乏主体的完整感受而使本该完整的技术有着被分解的危险,而且常常因理性对感性的过度支配而为技术的自动化造成不必要的困难。
正好相反,作为个体对运动实践完整把握的能力的传统武术之道术,虽没有精细分析后的清晰方法,却也避免了因抽象共相与理性分析而造成的对主体完整感受的分解。自然,这种经验性的术,缺乏严密的认知逻辑,基本是一种定性的、整体的描述,常常把方法与要求混为一谈。身心的完整感受,是不利于个体之间的传授与交流的。
作为身心感受经验的传统武术之术,与作为理性知识的现代体育技术,各自的技术分类方式是不同的。
现代体育运动中的类似项目,对技术的分类,基本是以技术运动的自身结构为依据的。它并不奢望单个动作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实用效果,而是强调每个技术动作的各自分工以及各个技术动作之间的相互配合。比如拳击,它把整体技术分为步法、拳法、躲闪法等,拳法又分为直拳、摆拳、勾拳等,步法、躲闪法等也有自己进一步的划分。这些技术之间的衔接,需要系统的战术来指挥完成。科学认知基础上的现代体育的技术思路,是非常清晰而有条理,有分解也有整合。
个体对道的把握,是一种完整的身心体验,而不是一个分析与抽象的过程。就传统武术而言,习武者对武术之道的把握,乃是通过对武术运动的反复实践、对外界相关事物的观察体验这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对道的领悟与把握所获得的经验之术,以及这种感受所外显出来的术,都是与认识论意义上的技术大不相同的。“道术”,是无法真正分类的;外显之术,也少有系统的阶段性的分工。每一个单独的术的实施,都是一个完整的作战过程。这充分体现着传统武术之术所蕴含的高度完整性与强烈功利性。
传统武术之术的分类,常常是以预期的实用效果来进行的,而与术的动作结构没有关系。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如二龙戏珠,虽然只是一个单手两指的前插动作,但是因其要完成插击敌人双眼的作战任务,自然也就是一种独立的术。即使较为复杂的动作组合,如燕子抄水,要连续完成抓握对手、下潜插步、抗摔等动作才能达到目的,然而,也只能是一种术。或许与此有关,传统武术很少谈论技术,而是把这些实效性很强的动作或动作组合,称为“招”或者“招法”。每一“招”或者“招法”,都意味着一个实用任务的完成过程。
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现代体育技术,是建立在科学认知的基础上的。这种靠科学认知所获得的技术的训练,也表现出了较强的科学性。
现代体育的教学训练,是围绕着规范的技术而展开的。规范的技术,不仅初学者的入门手段,更是运动员永久的规范与指导。一个理想的技术模式,是运动员永远的追求目标。教学训练的意义,也就是使运动员能够更为准确与精熟地掌握这一规范的技术。
传统武术之术的教学训练,也需要一个入门的工具;这个入门的工具,乃是师父所教授的武术招法,也就是前人由道而显的术。然而,与现代体育不同的是,传统武术家并不要求习武者生搬硬套,而是要求通过对这一入门之术的反复实践,悟透其中所蕴含的深奥之道,从而使自己能够获得真正的术。入门运用的外显之术,与体悟以后所获得的真正之术,是绝然不同的。先贤有言,“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对武术之术的学习与掌握,决不可停留于形式。这与现代体育对技术规范的重视,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实质上,传统武术的教学训练,是以外显之术为媒介而实施不同个体之间的身心感受的传递。这种个体感受之间的传递,是完整而非分解的,往往具有较强的实效性。正像禅宗的“以心传心”一样,传统武术之“道术”的传授,其实即是师父把自己在实践中体悟到的内容让徒弟们再悟一次而已。能否真正完成这一“心法”的传递,师父的启发方式与后学者的领悟能力,均是十分重要的。
传统武术对术的定位,与西方体育运动对技术的定位,是大不相同的。西方体育的技术,即指体育运动的技巧与方法;技术的最高要求,就是客观、准确与合理。而传统武术之术,则并非定位于方法本身,而是着眼于对道的体悟与把握。“术在心中,道进乎技”。武术之术,包括了武术运动之方法以及方法运用的整个过程。它指示的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是一个对实践过程的整体感受。正是这个原因,疱丁解牛的游刃有余,也就成为了传统武术之术的一个重要象征。
在中国古人看来,既然作为根本智慧的实然之道中已经包含了人们所需要的理想的实践方法,那么,人们通过对道的感悟与把握来直接获得人们所需要的实践方法,必然是顺理成章的。从武术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已经知道,武术的创新与提高,主要是通过众多的武术家们对武术运动的亲身实践、对外界其他事物的观察与模仿来实现的。这样,对武术之道的感悟,也就是在反复的运动实践与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模仿中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断超越原有的方法与经验而最终获得一种说方法性的直觉能力。历史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从反复的运动实践与观察思考中获得一种方法性的直觉能力,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应该说,“悟道”,乃是一种内向的直觉过程。
源于自卫本能的武术,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的发展,必然地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能的攻防实战的反复实践,对外在的自然现象与社会文化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共同构筑了中国武术的独特传统。
传统武术通过自我超越而形成道德理性与审美情趣的过程,多数是对其他主流思想观念的直接移植。这种移植,虽然未必都是自己悟有所得,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思想观念,毕竟都是那些伟大的思想家与艺术家对道的真切体悟。对于此,他人已有大量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就传统武术的本质之道而言,除了习武者根据运动本身的需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而独立发展以外,对外在的各种现象的观察与体验,也就成了影响其形成自己独特传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无论如何,传统武术始终没有形成对实践经验与观察模仿的经验进行理性认识的习惯。
传统武术的悟道模式,决不是武术的专利。牟宗三先生早已清晰地指出,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非常关心自己的生命,关注自己的生活实践,重视那些“操之在我”的主体反省,而对那些“不能操之在我”的对象化知识没有太大兴趣。[11]传统武术之道,是悟出来的;悟道的基本模式,乃是反复实践中主体的不断反省;而实践的方式,则表现为反复的武术运动实践和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模仿。
可以想象,武术从简单的对生活条件的本能性适应,到自身主动地做出适应环境、改善生活的反应,再到有意识地创造出多种表现自己的思想世界的技术文化符号,必然是一个自然而又艰难的过程。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准确地了解中国武术的真正起源问题。对于人类有意识地进行方法的总结,现代的武术史家们,已经把其推到了无法确定具体时间的远古时期。治武术史的学者们认为,武术的发端,与原始人类的生存竞争、原始战争、原始的图腾崇拜、巫术以及原始教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12]对于武术的产生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切的认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文化现象,武术的产生,不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理性认识,而是一种经验的产物。
对技术的熟练掌握,自然需要长期的实践磨练。然而,深入传统武术,我们将会发现,传统的武术家们对待个体的反复实践,在很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认识的方法来加以强调的。“拳练千遍,其义自现”,“口说千遍,不如自练一遍”,等等,都在强调着实践在认识武术的运动本质以及掌握合理的运动方法方面的重要性。
许多武术的技击之术与健身方法的产生,在西方人甚至是现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却可能是历史发展的事实。退一步讲,这至少反应了古人对待武术之术的一种根本性的态度。
在民间武术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在夜间赶路的人,不慎掉进一个深洞之中,四壁陡峭千尺,他无法出来,只好坐以待救。因呼救无应,几天以后,也就慢慢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之中。正在他坐以待毙之际,他发现坑里还有一个伙伴。一只乌龟,正伸着脖子,对着天空的明月采气。他情不自禁,模仿着乌龟的动作,学着采气,竟不感到饥饿了。于是他不分昼夜,以龟为师。不知过了多久,他进入了恍惚状态。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身在坑外。[13]
这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说过,但从来没有思考与怀疑过。虽然今天的我已不会相信它的全部真实性,但是,我却更加崇敬古代那些伟大的武术家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与充满想象的生活体验了。类似这样的传说,在传统武术中,是非常之多的。虽然我们并不能证明这些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但是,最起码,这已经可以表明传统武术创造的基本思路了。
大量的广为流传的传统武术拳种的创造史告诉我们,诸多颇有名气的传统拳种的创立,都是象形取意的结果。在现有的传说中,许多创立了著名的武术流派的武术家们,是在对外界事物如动物、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进行细致的观察体验以后,甚至是对神话传说中的一些人物进行想象性的内心体验以后,悟出了武术运动的至深道理,而创立了这些直到今天还影响颇大的武术流派。螳螂拳、虎拳、鸡拳、二郎拳、太极拳、形意拳,等等,全都蕴含着那些伟大的武术家们深刻的内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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