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悟道溯源
    把实然与应然融合于一体而设置这个道的概念，必然与中国古人的实践理念有着很大的关系。应该说，正是古人对实践的强调，导致了对道这个核心概念的设置。道，具有很强的实践特性，是不可认识而只可体悟的。对此，老子早已明确地告诫世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14]，道只可悟而不可知，道是自心的觉悟。

    道是人人都潜有的根本智慧，为道之法乃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这个“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与儒家王阳明所讲的“去人欲而致良知”、佛教所讲的“破除执著而显般若”，均是一种开发潜在的根本智慧的过程。中国哲学特别重视对这种能够观照自性、洞察物自身的根本智慧的开发与运用。在我们看来，这种根本智慧，就是抛弃一切成见与私欲后的实践智慧。[15]在传统文化大背景下成长起来并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形态的传统武术，自然沿袭了这一传统。

    把反复的亲身实践和对外界现象的观察模仿作为人们体悟事物内在规律与掌握理想实践方法的主要手段，并不是传统武术的独特思路。它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极为明确的思想传统。对于此，众多的学者已经对传统文化中的诸多方面进行了严格的考察。李约瑟先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历史考察，李泽厚先生关于整个中国历史的“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16]的考察结论，都已揭示了中国古代思维的经验特色。其实，中国古代思维的经验特色，与中国古人对实践的偏重，以及其颇具个性的观察方式，是有着极为深远的根源的。

    实践是思维的起点之一。[17]对实践的重视，是各个民族的共同点。然而，中国古人对实践的偏重，却是出乎我们现代人的意料的。或许是因为古代希腊曾经有过一次较大的理性认识的觉醒，也许是因为中国古人依据实践而获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中国古人特别强调知行合一，非常看重对实践经验的积累，强调从直接的实践经验中获得认识，并把这些认识直接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古人看来，实践的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认识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正是这种实践与认识相统一的思想观念，使中国古代的诸多文化形态，都包含有个人感受的意味，也使中国古代所有的思想家同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因为，在古代中国，知行不合一的思想家是不会被认可的。

    中国古人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观念，直接表现为对亲身实践的高度重视。这必然就使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了明显的经验特色。

    这种对实践过于强调的思想意识，自然也会影响到传统武术的道的观念。可以证实，无数次的重复实践，长期的经验积累，必将使人们获得一种对实践规律与法则的真切感受，并具备一种以非理性的经验自发处理问题的能力。这是一种直觉的判断与控制能力，是个体原有经验的自发呈现。

    对传统武术道的观念影响颇大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古人在对外界进行观察时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对于传统的武术家理解武术与创建武术，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观察，也是古人认识世界时的一个重要的思维起点。吾淳先生在经过大量的考察以后发现，或许是由于中国古代比较优越的生存环境，使中国古人在观察外界时形成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由采集发展起来的识别类观察形态和由观象发展起来的计数类观察形态是中国古人的观察活动中最为主要的类型。这两个类型，分别代表了定性与定量两种不同的观察路径或思维走向。

    定性的识别类的观察习惯，使中国古人非常关注各种现象的主要特征，而不是局部的细节与事物的结构。也许，正像吾淳先生所说的那样，由于古代中国具有非常广博的物质资源，使中国古人在观察时无力过分注意某一种东西的细微结构，但却需要注意不同物质之间的主要区别。这种辨物型的观察模式，使古代中国人特别关注各种具体的现象，善于从整体、变化的角度把握各种现象的具体特征，而不像古代希腊人那样因资源的匮乏而集中注意力对事物细节的观察。整体的、辩证的、具体的经验性思维方式，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察方式中，已经有所表现。对特征的把握，还使中国古人非常善于体验外界现象的各种神韵。也许是受“天人合一”观念的影响，即使是对非生命的观察对象，中国古人也常常能以对人的心态，拟人化地表现出自己对这种观察对象的精神状态的独特感受。

    中国古人日久形成的这种观察习惯，使传统武术家们在模仿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动作创新时，注重的绝对不是单纯的摹形，而主要是对外物的内在意蕴的体悟。这种对内在意蕴的体悟，促成了传统武术演练艺术的独特个性。这样，形与神，就建立了一个真实的联系方式。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基本上可以理解传统武术强调形神兼备的主要原因，也大致可以明白中国古人为什么可以从动物的行为、非生物的状态甚至是神话的想象中感悟出武道的原因了。这样，电影《英雄》中的主人公透过文字感悟武道与天下大道的玄奥之举，也就没有什么不可想象了。从现代的角度看，这可能是一种非逻辑的艺术直觉。

    定量的计数类的观察习惯，使中国人发现了大量的自然现象与事物变化之间的因果联系。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18]

    中国古人在观察中发现了大量的事物变化前的征兆之象，同时把观察到的各种规律运用到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实践中。在冶金术、农业、医疗、军事等诸多领域中，这种从观察中获得的经验性的知识与技巧，常是人们主要的实践依据。

    正是因为古代中国社会通过观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注意观察、从现象中感悟对人们有用的自然规律与实践方法，也就成为了中国古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人们关注外界事物的兴趣所在，往往是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人关注现象而非本质、整体而非局部、运动而非静止、具体而非抽象的兴趣，决定了中国古人在思想观念上的如下特征：强调整体的、全面的、运动的、具体的、和谐的观念。

    中国古人在长期的观察实践中积累的大量经验，为武术的训练与实践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源；古代中国人善于观察的良好习惯，深深地影响着后世每一个传统武术的训练与实践者。

 5 道术之思

    中国传统文化对道的崇信，中国古人对道的体悟方式，直接影响了武术之术的个体特色，决定了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

    作为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传统武术之道，并不是像西方科学中所确认的规律那样是一个客观认知的对象。这个作为物自身的道的属性，决定了对道的认识方式的特殊性。

    传统武术之术，特别是用于传授与交流的外显之术，从形式上看，虽然也不乏客观性的技术成份，但就其实质来说，由于其无法脱离的个体经验性，使其更多地偏向了艺术。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等特点，而传统武术之术，则更多地与单独的个体联结在一起。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术的个体感受特点，使传统武术出现了众多的颇有影响的武术流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武术并不强调某种技术方法的唯一正确性，而是要求“习拳先明理”[19]，主张“海纳百川，吸取百家之长”。

    武术家悟道之所得，常是不可表述的。正因为这样，在传统武术中，术与道之间并没有特别清晰的界线，更没有基础理论、技术理论与技术的明确划分。即使我们勉强把传统武术的外显之术划归于现代科学技术这一类，那么，技术的成份也是远多于理论的。对现代的科学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不足。正像余英时先生所说，“技术属于应用的范围，是可以从经验中摸索而得的，而且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科学则是对于自然现象规律进行系统的研究，不但要有精密的方法和工具，并且还必须有精确的理论说明。”[20]

    客观地讲，这种在人类思维源头就已表现出明显经验性质的思维方式，也确实曾使古代中国人尝到了甜头，为中国古代的许多重大发现与发明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对武术这个实践性很强的文化形态来说，最起码在操作层面上，习武者对“行为空间”的把握能力，可能要比对“抽象空间”的把握能力更为重要。

    中国人是一个心胸宽广但却经常宽广到没有原则地步、重视实践但却经常重视到没有理性地步的民族。对这样一个民族来说，任何神圣的东西与任何荒谬的东西，都是可以有些用处的，而不管这些被运用的东西在原来的系统中是否是精华，更不会考虑这些被运用的东西是服从于还是有悖于原来的目的；同时，这些神圣的东西中的神圣之处，与这些荒谬的东西中的荒谬之处，以及这些有用内容的所以然，都是不重要的，甚至与己无关。在中国古人的头脑中，运转的永远是一种典型的实用意识。儒家、道教、佛教以及兵家，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都只是供其选择的实用工具，而不是什么附着在利用背后的特别虔诚的信仰。在他们看来，最有意义的，是其中能够立即给人带来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的内容，而不是之所以能带来利益的所以然。因此，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这些思想体系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它们是完全可以共存的。多一种教派，多一种选择。或许，再多的教派，在古代中国也是可以共存的。因为，只要当他利用某一教派的方法谋取利益时，他就认为自己的那一个教派的教徒，而从来不对自己进行严格的思想要求。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生活需要，而不是取决于他们对于世界的理性认识或者对某种信仰的选择。他们非常重视“实然与应然”而对“所以然”基本上没有兴趣。这正如十九世纪在中国传教的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所言，“任何一个中国人，如果想举行一场佛教仪式，同时也请得起和尚，就可以花钱请一个来，他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如果他想要个道士，他也可以请来，他自己也就成了‘一个道教信徒’。对于中国人来说，请哪个都无所谓，他也可以同时请来，这样他就既是‘一个佛教信徒’，也是‘一个道教信徒’。因此，一个中国人可以立刻成为儒家信徒兼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不和谐。佛教吞并了道教，道教吞并了儒家，最终儒家又吞并了佛教和道教，因而‘三教合一’了。……极难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根本不明白何谓逻辑上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一点。他本能地学会和掌握了调和两个互不相容、命题各异的艺术，那就是不顾两者之间的关系随意去生拉硬扯。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为融合这两种不相容的信仰作好了充分准备，如同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溢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学术上兼容并蓄’带进逻辑上的自杀的地步，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他，他也不理解。”[21]正是这样一种思维习惯，使兵家、儒家、道教、佛教等这些在外人看来与传统武术似乎不可能发生联系的文化形态，对传统武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然而，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过分依赖实践与过分相信经验的传统思维方式，也在制约着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武术运动的实践，固然需对“行为空间”的准确把握，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抽象空间”的把握能力，则是其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与交流的重要前提。[22]

    将“实然与应然”融为一体的道的设置，强调“知行合一”、侧重“形神兼备”的传统悟道方式，术的个体经验性质，使传统武术与现代体育格格不入。不少人认为，传统武术经验性的思维方式，与现代体育以及整个现代科学技术，是无法沟通与融合的。现实中，不少人也常以“此是两个不同的思维体系”而拒绝试探两者的结合。

    两种思维方式下的知识系统，真的没有可能沟通与融合吗？

    同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追寻人类最佳生活方式的人类文化系统，怎么可能绝无沟通之处呢？人类所有的努力与工作，不是最终都要落实到人身上吗？应该相信，只要两者有一个共同点，两者就可以沟通，自然也可以融合。

    其实，李泽厚先生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这种经验性质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看，在于其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特征。正是这经验思维的实用性特征，使其完全可以容纳所有的经实践证明对人类生活有益的东西。既然这样，已经为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大利益的科学思维方式，又怎么能被崇尚实用的中国人拒之门外呢？重实用的中国人又怎么会以传统的实用思维来拒绝愿意加入的另外形式的实用思维呢？

重复一次：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系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例如，中国传统并不重视与现实功利无关的抽象思辨及逻辑形式，但当现代科技证实这种抽象思辨和逻辑形式对人类生存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性时，实用理性便可以毫无?格地接受容纳。今天以实用为理性为传统的中国人正在抽象思辨领域、理论科学领域开始显示才能。素无契约论传统的中国人也相当自然地接受现代生活的契约论原则。“实用理性”不以自身为自足的最高鹄的，相反，它清晰地表明自己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性能：在实用中证实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确乎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理性，也不是反理性，它只是非理性的生活中的实用合理性。它是由历史所建构的。[23]

    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是合情合理的。传统武术实用性的经验思维，可以容纳所有实用的东西。这样，传统武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沟通与融合，自然要在传统武术中引入科学的理性。运用科学理性来客观地探索武术运动中存在的本质规律，形成普遍的、系统的武术技术理论，构建更为合理的武术技术体系，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大事情。

    传统武术的经验性质，使传统武术这个领域中基本上没有纯粹的理论工作者。在现代的我们看来，没有理论工作者的传统武术领域，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事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没有外在于经验的认识主体，缺乏理论工作者的工作，不能形成系统的传统武术科学理论，不能构建出具有普遍性的武术技术，对于传统武术的迅速传播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应该说，传统武术在当代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武术之术的科学化问题。大量地引入理论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加大技术的科学构建力度，对于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强调传统武术理论与技术的科学化，并不是要对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彻底的否定。相反，笔者认为，传统思维方式下的传统武术中，尚有许多在科学思维指导下所无法达到的效果。武术之术的过分理性化，有可能会丧失其已然存在的艺术特性。另外，传统武术的发展事实，也给现代科学指导下的体育运动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那就是必须重视运动过程中的主体感受。因为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人的运动，其目的是要为人服务，而不是要使人成为运动的机器。作为主体感受经验的传统武术，相比之下，具有更强的完整性与艺术性。在运动中使主体获得完整的情感享受，是任何理性技术都不能替代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武术运动的理性意义，但也不能忘记武术运动的人文目的。

    经验思维与抽象思维，同是人类认识世界与把握世界的方式，有谁能够确定哪一种形式更为真切呢？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理想模式，是在不同的领域与不同的情形下，因地因人因时而宜，使传统的经验思维与现代的科学思维有机结合而各展其长。当然，我们知道，最起码在目前，这可能也仅仅是个理想而已。然而，在我们无法准确地把握两种思维模式的适宜运用时机之前，以两种形式同时展开理论与技术的研究，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技术的普遍性与规范化，运动本身的人文意识，是我们现在发展传统武术时必须兼顾到的。传统武术在形成自己经验特色的过程中，运于指导其实践的整体观念、变易观念、中庸观念、内省观念、联系观念等，对于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与运动训练来说，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传统武术的丰富经验，为现代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与可参考的经验；同时，现代体育的科学思维方式，为传统武术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以传统武术的经验思维所固有的实用意识，海纳百川，吸收现代西方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各种可用的思想观念与运动技术，多渠道、多方位、多思路地研究与发展传统武术，应该是当前发展传统武术的一个基本战略。多渠道、多方位、多思路的研究，未必一定要统一与规范。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才能促进学术研究的真正繁荣，才能促进传统武术在当代中国的蓬勃发展。

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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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乔凤杰，男，博士，教授，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第四批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优秀青年教师。

[1]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第2卷第156页.

[2] 参阅：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11.第103-105页.

[3] 易传·系辞上[M].

[4] 金岳霖.金岳霖文集[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7.第2卷第157页.

[5] 周春生.<吴越春秋>辑校汇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第152页卷第九:勾践阴谋外传.

[6] 古人常说“文以载道”，那么，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的传统武术，又怎能不承担这样的任务呢？

[7] 老子[M]第1章.

[8] 按照中国古人的逻辑，道是不可认识的，自然也无法形成理性的概念。没有理性的概念作基础，我们又怎能进行准确的表达呢？因此，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关于道的不可言说，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论述。简单地讲，这恰恰表现了中国古人对待认识物自身问题的一种态度。在古人预设了物自身即道不可认识的前提下，也只能得出道不可说的结论来。

[9] 参阅：体育院、系教材编审委员会《武术》编写组.武术[M].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6.上册第37-44页

[10] 陆钦.庄子通义[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12.第76页:庄子·内篇·养生主·疱丁解牛.

[11] 牟宗三先生说：“中国古人对德性，对道德有清楚的观念，但对知识就麻烦。知识本来就很难的，要有知识必须经过和外界接触，要了解对象，这不是尽其在我，而且不是操之在我的，德性的问题是操之在我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比如说问仁，孔子并不把仁当做一个概念来下定义，也不是文字上来训诂，他是从你的生活来指点，当下从心之安与不安来指点仁。”“我们可以知道虽然苏格拉底也和孔子一样重视德性，可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开端下，即使是像苏格拉底这样的大哲学家，他拿知识的态度来讲仁，结果不中肯。”在我看来，牟先生所言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并不仅仅表现在其对待德性的态度上，而是可以推及所有领域的。参见：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第14-15页;第46页;第4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12] 参阅：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1.第1-10页

[13] 参见：刘峻骧.东方人体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9.第118页.

[14] 老子[M]第48章。

[15]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思想观念，才使这个融规律与法则于一体的道的概念得以产生和成立。中国古人认为，人人都有智的直觉；而这种智的直觉，即是良知、本心、自性清净心等的妙用。此妙用用于自身则使良知呈现；用于照物即见物自身。参阅：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第286页.

[16] 参阅：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17] 以下相关内容参阅了吾淳先生的观点。参见：吾淳.中国思维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

[18] 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M]。

[19] 这里的理，同道。强调“习拳先明理”，是因为传统的武术家们坚信武术之道的唯一可靠性，以及对外显技术之准确性的怀疑。

[20]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第15页.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8.

[21] [美]明恩溥著,林欣译.中国人的素质[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6.第283页.

[22] 卡西尔关于行动空间与抽象空间（符号空间）的界分对我有些启发。人对行为空间的把握能力，不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直觉能力吗？我觉得，仔细回味一下他的相关叙述对我们理解经验思维与抽象思维很有帮助。“与其研究知觉空间的起源和发展，我们更必须分析符号的空间。只要探索这个问题，我们就处在了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分界线上。就有机体空间而言，就行动的空间而言，人似乎在许多方面都远远低于动物。动物天生就具有的许多技能，一个儿童必须靠学习才能掌握。但是，人的这种缺陷被另一种天赋所补偿，这种天赋是只有人才发展了的并且与有机界中的一切事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人并非直接地，而是靠着一个非常复杂和艰难的思维过程，才获得了抽象空间的观念——正是这种观念，不仅为人开辟了通向一个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一个全新方向。”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M]第68-69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2003，11。

[23]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第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Dao’ and skill of traditional Wushu

Qiao Feng-jie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Abstract: ‘Dao’ is creative basic intelligence; The ‘Dao’ of Wushu, is people's potential ideal intelligence about the fact that Wushu is practised. Line realize but can't know only, to realize and grasp line, control into real skill that Wushu practise naturally. The traditional real skill pursued of Wushu's family, is in fact one, but not the apparent skill outside. The way to realize ‘Dao’, has determined the experience nature of traditional Wushu; With standard traditional experience thinking of Wushu, can forgive and absorb the modern science thinking that has obtained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acticability naturally; Tradition and modern ideal mode that combines together, is traditional experience thinking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dern science thinking naturally.

        Key words: ‘Dao’, skill, traditional Wu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