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令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心悦诚服的比赛。有趣的是，康泰尔在归国之前，投书天津《益世报》，表示对中华武士会绝技和人格的钦佩，体现出一种源于体育本身的尊敬，同时也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中国腐败官场的批判。该信全文如下：

中华武士会诸君公鉴：

鄙人远来贵国开万国赛武大会，本欲以角力斗技增美誉而播荣名，不意铁球铁轨诸把戏为诸君觑破，以致一鸣杀羽敛翼而退，不敢请试他题，然谓鄙人寡识而退让，则可谓鄙人贻羞于失败，则不可缘鄙人虽远隔数万里，稔知贵国事事皆有名无实，警察厅所以保民则反扰民，军队所以卫国则反乱国，官僚所以敷政治而如散瘟灾，政府所以安国家而备施荼毒，开国会代表民意而民意倍见摧残，称共和为伸民权而民权愈遭蹂躏，如此种种更仆难数，总之贵国之事无一名实相副者，鄙人因此以为贵国之武士会杰必如其他各物事，率皆虎皮麟楦徒有其形，虽似磨砺以须，不过银样蜡枪头而已，故思以假应假博得虚名，名盛而利即随之，己足与贵国伟人相比较，初不意贵会诸君皆能求实认真，高出他界远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让成诸君美誉，以稍增贵国光也，谨布片言，诸维朗察，俄国康泰尔启。

万国赛武大会后，北方各省掀起习武热潮，前来中华武士会习武人员彻夜不断，令年事已高的李存义难以应付，隐居英租界弟子张天普家中，由继任会长李星阶打理会务。

李星阶在主持武士会期间，秉承李存义的办会理念，团结武林人士，联络各个门派，以武术教育为主旨，与阎子阳、王子翔、杨明漪、韩怡庵等一批武士会的骨干成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0年，直隶实业厅、商品陈列所和天津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会，附设武术馆、游艺馆演习技艺。武术表演大会，以中华武士会为主体，参加大会的还有北方数省数百位武术名家。大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此三单位联合为中华武士会颁赠奖章。这几次重要活动，影响波及全国。南北各派名家高手经常聚首武士会，把酒论剑，以武会友，据李星阶的儿子李敦素回忆，常到武士会教学和做客的有刘凤春、孙禄堂、尚云祥、李毅仲、秦月如、周祥、程海亭、李文彪、邓云峰、乔锦堂、王俊臣、韩慕侠、傅振嵩、阎志高等等。社会各界士绅、名流，经常到中华武士会观摩，遴选人才或结交朋友，中华武士会成为我国北方武术教育活动的中心。

1922年，天津东马路青年会组织武术会，聘请张占魁任教。这一时期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国术委员中，张占魁为第一委员，郝铭为第二委员，其余委员中李子扬、吴尽臣、马其昌、张世广、魏美如、邱树林、蒋馨三、张耀东，都是中华武士会成员。其中，郝铭是李瑞东的再传弟子，任教于南开大学，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第一次正式参会，派出了143人的代表团，包括9人的国术表演队，郝铭担任队长，其中三位女选手中的傅淑云曾从学于张占魁，后在中央国术馆进修，奥运赛场上，我国的其他项目均落败，唯国术表演受到观众青睐。傅淑云的表演项目是大红拳、昆吾剑、对昆吾剑、二十四式、龙行剑对单刀群枪、齐眉棍、对拳、子龙枪、罗汉刀、二郎棍、双剑、小花刀，其中尤以昆吾剑表现得炉火纯青，轰动柏林。1998年获中国武协“武术进军奥运成就奖”。

1922年年底，恰逢上海精武旅行游艺团莅津，来北方宣传中国武士道，提倡体操及国粹武术，直隶一中举行欢迎会，李星阶执教的武术会给客人表演了工力拳、大雄拳、形拳、连环剑、步捶、少林拳，李星阶表演了剑术，鼓掌之声，相继不断。精武会在演说中，首先提到“幽燕多壮士，声名天下闻。自古讲求武士道者多在北方。”愿与北方同人—起振衰起弊，恢复国光云云。（《益世报》）

这个时期的中华武士会成为北方武学的重镇，诞生了一批武术史上的名著，孙禄堂的《拳意述真》、杨明漪的《近今北方健者传》、阎子阳的《十剑谱》等。因限于条件，多种手稿未及出版，流传于民间。中华武士会也成为新文化思潮的传播之地，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经常活动于武士会，如教育家姜般若，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与马阜、阎子阳契若金兰，他们思想前卫，文化超群，为天津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从现存马阜的书信中，可略窥当时武士会同人的进步思想。

1925年，奉军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办兼省长，武士会的会所被奉军军队占为营房，会长李星阶找李景林交涉，二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经常在一起谈拳论剑，后来李景林把自己的儿子托付于中华武士会阎子阳学习书剑。“李督办自到任以来，对于军学各政，无不加意整顿，于武术教育尤注意焉。中华武士会为本埠唯一之武术体育机关，矗立十数年之久，向无的款，全赖教员捐资维持。李督办为求武学之发达，月之二日，特招该会教务主任李星阶研究提倡办法。每月补助常年会费百元，及修房费三百元，以资会务扩充，而发扬国粹云。”（《益世报》）

李景林每月发放经费，解决了武士会一时经费紧张的问题。同时，天津三条石天成铸造厂东家郭庆年、商家郭汉之、张天普等常年捐助银两，维持中华武士会的开支。画家阎子阳捐款捐画，补充武士会的会务费。

1926年秋，李景林败走天津，天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华武士会再次沦为驻军之区，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中华武士会同人矢志不渝，力行不辍。此时，时势在飞速变化，“国术”一词出现在了西北军将领张之将呼吁成立中央国术馆的公文里。下野后的李景林也把精力投入到对国术的弘扬中。1928年，国民党内政部《提倡国术十要义》发布全国，中央国术馆在南京西华门挂牌，中国武术史上的另—个时代来临。

从中央国术馆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武士会的骨干成员，如张占魁、李星阶、尚云祥、李子扬、黄柏年、姜容樵、傅剑秋、赵道新等，都积极参加到中央国术馆的早期活动中，有的还担任了要职。中央国术馆成立伊始，在此任教的孙禄堂、姜容樵、马英图、高振东、韩化臣、左振英、靳云亭、朱国福等二十多人，都是原天津中华武士会的会员。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武士会在时事变化中采取了开明态度，站在武术变革的前沿，把自己的血液融入了更广阔的背景里。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省政府闻风而起，纷纷兴办国术馆，民国政府颁布“统一国术，取缔武术团体”的规定，中华武士会作为原北洋政府武术机关，亟待改制，会长李星阶顺应形势变化，与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中华武士会成员）、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及社会名流发起，成立河北省国术馆，李星阶被公推为教务处长。中华武士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部分成员投入到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天津县国术馆，一部分成员在民间组织起新的社团，三十年代初天津市民间涌现国术社团百余家，大部分武师出自中华武士会。张占魁组织的中华武术研究社与李呈章执教的中华武士会第二分部，继续坚持活动，于1928年年底连续三次举行国术观摩大会，延续着民间社团的辉煌。另有一部分中华武士成员则浪迹大江南北，继续传播武术文化。

参考文献：

[1]杨明漪《近今北方健者传》；

[2]民国时期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星期报》；

[3]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

[4]阎伯群、李瑞林《回望一百岁的中华武士会》（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