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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活年代考/ 姚文俊
来源: 作者: 姚文俊 点击: 发布时间:2007-08-08 双击鼠标滚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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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生活时期究竟如何?
据现在的普遍说法,老子,姓李名耳,谥曰聃,字伯阳,乃周朝人。其中,对老子的生活时期究竟是“西周”,或者是“东周”,均无从查考。不过,对老子的岁数的说法,倒存在几种:
一是司马迁认为:“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三百余岁,以因修道而养寿也”。但其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二是老子文化网认为:老子约生活于公元前571年至公元前471年之间。约百岁以内。
三是孔子曾说:“窃比我于老、彭。”其中,“彭”者,彭祖也。古传彭祖寿高八百,此间将“老子” 与“彭祖”相提并论,看来老子的岁数的确不小。其说法,也未能说明老子具体的生活时期。
从这些说法来看,老子长寿无疑,且在孔子之前。其中,第1、2种说法,因有附会“孔子见老子”之说,而因孔子是“春秋晚期”人,于是人们普遍认为,老子也是“春秋晚期”人,即东周人。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人。
然而,笔者认为,老子不是“春秋晚期”人,更不是“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
为什么?
因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即“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武术”,和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是根本就不会产生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而只有“西周中晚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土壤。
那么,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究竟是什么呢?
概括的说,这个“土壤”就是: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的天子专制的时期。
对此,形成如下两个推论:
推论一:“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即为“西周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西周时期”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只普遍存在有“单打独斗”的“武打”,而基本没有诸侯间争霸战争的“集团作战”。也就是说,只有在“武打”的时期方才能够产生出老子及其《道德经》的“武术”思想。
笔者著文《老子是中国武学及擂台散打和文化的缔造者》、《“道德经”本质上是一部兵书》等等,就已经阐明了老子及其《道德经》把“武打”变成“武术”的事实。而“武术”,就是后来的“兵法”之源。因为“武术”与“兵法”虽然“打同一理”,但是“兵法”概念的外延远比“武术”大得多,并只有在“集团作战”的时期得以出现。故从“武术”时期与“兵法”时期划界,“武术”乃是“单打独斗”的产物,而“兵法”则是“集团作战”的产物。换句话说,“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方才表现为“武术”时期,而诸侯间争霸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兵法”时期。
因老子缔造“武术”,就是建立在“单打独斗”的武打基础上的。这个事实表明,老子生活在“武术”时期,即“大一统的天子专制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一个充满“武打”,但几乎没有“集团作战”的时期,特别是没有诸侯间的争霸战争的时期;这个时期,应该是几乎没有战争,社会相对比较平和、安定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就应该是周天子统治下的“西周时期”。
如果老子生活于诸侯间“集团作战”的争霸战争的时期,即如“春秋战国时期”,那么,老子就不会单单创“武术”了,而应该会创“兵法”。
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春秋时期”,即从东周16年{公元前684年}开始的长勺战争就已经告别了“单打独斗”的“武术时代”,而全面进入了诸侯间“集团作战”的“兵法时代”。故在东周16年后,不会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同时,孙子、鬼谷子等人,人们公认他们生活于“春秋中、晚期”,他们的“兵法”则由老子“武术”而奠基。故在“武术”与“兵法”的传承关系上,有着如“老子”与“孙子”之说,即在如类似“血缘关系”上的“暗喻”。这个事实表明,老子,与孙子、鬼谷子等人不会共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老子的生活时期必然远比他们更早。
推论二:“百姓反‘霸道’、‘暴政’以动摇大一统天子专制的时期”,即为“周厉王时期”,这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
之所以说“周厉王时期”才是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原因是:这个时期产生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而这段历史,正是老子“柔弱胜刚强”思想之源,正是老子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之源。
史书载:周厉王“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周厉王时期,政治衰败。他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专天地百物之利为王所有,将山川林木鱼猎之利统归王室,并且加重了对于民众的剥削。造成“下民胥怨,财力单竭”的局面,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当民众指责厉王的暴虐行径时,“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施行的无疑的是“霸道”和“暴政”。公元前871年“国人暴动”推翻了周厉王统治。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大家推举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另说:平民推选诸侯共伯和执政}。“共和行政”长达十四年之后,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这段历史,为老子及其《道德经》“柔弱胜刚强”思想提供了“社会实证”。
基于此,老子从“道法自然”及其“阴阳辩证法”出发,提出了“柔弱胜刚强”思想,以之对“刚强胜柔弱”进行了批判。
“刚强胜柔弱”是历代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基础”。在统治者看来,“刚强胜柔弱”是颠扑不灭的永恒真理。以此,统治者自比为“天子”、“太阳”等等,俨然不可侵犯。但是,统治者的“刚强”,却在“柔弱”的百姓发起的“国人暴动”面前被碰得粉碎。故老子认为,“柔弱”可以战胜“刚强”,从而彻底动摇了统治者赖以的“统治思想基础”。
也正是这段历史,使老子产生了以“民心”观和“契约”观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表现在:
第一、“国人暴动”,使老子看见了百姓的巨大力量,从而产生出了“民本”思想。
老子的“民本”思想是什么?概括起来,这就是,其一,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为“公”,不为“私”的“忘我”思想。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老子认为,道和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中,“道”,这里简单说就指“政权”。道生长培育出来,不把它据为已有,不为个人所依赖,不以个人的意志去主宰它,这就是极其高尚的品德。故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做到为“公”不为“私”,其统治才能长久;其二,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先人后已”的思想。老子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认为,要成为“圣人”,则要将自身置之于度外,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和艰辛,并身先士卒,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干,方才可能。这也正如老子所说的“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其三,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爱民”的思想。老子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认为,将个人的利害得失与天下苍生的命运连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以爱天下苍生为已念的人,百姓才会相信他,并靠他为百姓办事,百姓方才放心;其四,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得“民心”的思想。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认为,圣人的思想虽然是经常变化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变化,都要把百姓的心思作为自己的心思,言行一致。只有这样,就能够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就没有办不成的大事。
第二、“共和行政”,使老子看见了“契”的重大作用,从而产生出了“有德司契”、“以契彰德”的“契约管理”思想。
老子通过“共和行政”,看见了国民“推举”出来的大臣、诸侯等等代替国王行政的事实,从中,老子看到了在国民之间、大臣诸侯之间,和在百姓与大臣诸侯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约定”,即“契约”关系。这种关系维系了14年之久,并顺利完成了周天子的接替。这个事实,使老子认识到“契约”也是执政的一种管理形式。而且,因了这“契约”关系,彰显了人们“遵契”、“守契”之“德”。社会由此而安定。基于此,老子产生了“契约管理”的思想。
那么,老子“契约管理”的思想是什么?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老子认为,靠“和解”、“调解”等办法,可以暂时了结大怨,不能了结余怨、小怨。这是不好的办法。因此圣人要凭借契约来调解。这样一来,既不会责备于人,当事双方也不会互相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彻底的解决了。而且,老子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认为,“德”是凭借“契约”办事而表现出来的,而无德的人才会去凭借诸如“法令”等等这些东西。自然赋予各个个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其间没有亲疏,高尚的品德总是属于按照契约办事的人。因此,在老子看来,以“契约”精神来办事,是符合天道的。正是符合天道,故其间就没有亲疏,不讲人情,大家的利害得失机会均等。而这种以“契约”精神来办事的人都是与心怀“善”心的人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故在老子看来,只有按照“契约”办事,方才能够做到“以契彰德”、“以德服人”,做到“德善”、“德信”。正是在此基础上,老子提出了“契约管理”思想。这正如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在老看来,“契约”充满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体现出“对等”和“公平”,彰显出“德治”。这就是最好的管理。
因此,老子的“民本”思想和“契约管理”思想,它们反映在政治上就讲“绝圣弃智”。其中,“绝圣”,就是摒弃统治者自以为是的“愚民”政治;“弃智”,就是摒弃各级官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坑民”政治。从而指出了实现“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途径。
正是如此,老子认为,统治者必须要认识到百姓的巨大力量而有所行为收敛,并要做到“忘我”、“爱民”,顺乎“民心”,和实行“契约管理”,这样做,就表现为统治者自居“柔弱”地位,实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于是其统治才能更加长久,从中,也才能使统治者的“无为”变“有为”。
上述的老子政治思想,在《道德经》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了。
由此可见,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特别是“柔弱胜刚强”思想,以及以“民心”、“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和“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只有在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深刻总结、反思之中,方才可能产生。
所以,只有西周“周厉王时期”,才是产生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的真正的、唯一的土壤。
这种认识,应该说,是符合老子思想实际的,是符合历史实际和历史发展逻辑的。
除此之外,在中国先秦的历史上都不可能产生出老子这种思想和主张。
比如,先秦历史上的“商汤灭桀”、“武王伐纣”,等等,都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这些斗争,从根本上说,都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斗。其无视百姓的力量,最多不过就在“利用”百姓而已。故从中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思想,不能产生如老子的“民心”、“爱民”和“契约”、“契约管理”的思想,以及“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
比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也引发不出老子这些思想。因为,有道是“春秋无义战”。“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权利交替和更迭,不过都在演绎着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其时,只有野心和贪欲,只有强权和兵戎,而无所谓“忘我”和“无私”、“爱民”和“民心”、“正义”和“公平”、“有德司契”和“契约管理”、“无为而治”和“德治”等等。故有的是,只有“战争”和“兵法”。
总起来说,根据上述推论,既然老子及其《道德经》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周厉王时期”,那么,老子具体的生卒时间究竟如何呢?这里,结合老子可信的岁数,可以得出以下一个结论。
即,按照司马迁所说的老子最少是160岁数的说法未免过大,同时,时至今日,世界上几乎没有能够活上130岁的人。故按照一般最长寿的估计,老子岁数当在130岁以内。以此推算,如果按照老子在“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之时就基本懂事,即按照18岁的年龄来计算,那么,将“国人暴动”的公元前871年上推18年,即公元前889年,则大约就是老子的出生时间;而老子去世的时间,则大约为公元前759年。因此,老子生卒的起止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89年至公元前759年,或者稍前稍后,即主要生活于“西周中晚期”,为“西周中晚期”人。
老子是“西周中晚期”人,还有《道德经》中所写的一些景象和事实,予以印证。
印证之一: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小国寡民”,就概括的准确的描述出了西周分封制下的社会、经济特征。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是天子统治下的专制集权主义的“大一统”社会。到了西周晚期和东周初期,分封制愈演愈烈,致使诸侯国遍地皆是。据史载,这时的诸侯国竟然多达百余个。这些诸侯国拱卫王室,划地为界,驱赶奴隶在井田上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诸侯国之间,划地为牢,互不相犯,虽然可闻鸡犬之声,但老死不相往来。这就是西周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因此,老子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是不会有“小国寡民”这样深刻的描述的。
印证之二: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写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就是对西周“国人暴动”的赞扬和肯定。这就表明,老子生活于“西周中晚期”。
西周时期,国民,即百姓的大的造反有过几次?答案几乎就是一次,这就是“国人暴动”。而且,它还是自夏朝以来至西周历史上的可谓唯一的一次。“国人暴动”,体现出了百姓的强大反抗力量。而这种强大反抗力量正来自百姓敢于与统治者“吾与汝皆亡”的不怕死的精神。故先有国人暴动的“不怕死”,后才有老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感叹。
甚至,应该说,老子不仅生活于“西周中晚期”,而且,“亲见亲历”过“国人暴动”、“共和行政”。为什么?因为,尽管老子是周朝的小史官,但是,如果没有对“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直接参与、深刻了解,没有切肤的、深刻的感受,是绝对不可能产生出《道德经》这样的大哲学、大思想、大智慧的。
何况,在有据可查的众多史书中,看不见“春秋战国时期”老子与宗周、老子与众多诸侯国等等的丁点记载,全然不见了老子这时的行踪。这就表明,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诸如“孔子见老子”、“老子与庄子对话”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过就是“相传”、“故事”,和“附会”而已。其实是无稽之谈,牵强附会。这也证明了老子不是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
综上所述,老子不是“春秋战国时期”人,而是“西周中晚期”人,非此莫属。正是在“西周中晚期”这块土壤中,老子深刻的总结了“国人暴动”、“共和行政”的正反历史经验和教训,并以“道法自然”和“阴阳辩证法”为指导,揭示出了“柔弱胜刚强”这一“特殊规律”和“条件”,从而缔造出了物质批判武器——“武术”,和揭示出了推进社会发展所赖以的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民本”思想,并提出了“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主张,以此,对表现为“霸道”、“暴政”的“刚强胜柔弱”的统治思想基础进行了物质的、理论的彻底批判。这种批判,动摇了天子专制主义制度,打破了“天子”,即“神”的桎梏,从此,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开始把目光从“神”转向了“人”,并注重“条件”,从而开始了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的哲学、思想、政治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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