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传人和中央国术馆

最近在读《太极往事——晚清以来太极拳的传承系谱》一书，当看到近代太极宗师时，发现他们总和“中央国术馆”有着不解之缘，例如：杨式太极宗师杨澄甫及其弟子田兆麟、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陈式太极拳宗师陈照丕等，都有在中央国术馆执教的经历，不仅仅是太极门派，还有形意、少林等各个门派的武林高手，可以说当时的中央国术馆可谓卧虎藏龙。出于好奇，我在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关于中央国术馆的内容

   1927年下半年，刚脱离军界在南京就任政府委员的张之江(1882-1966)，邀集钮永建、李烈钧、戴传贤、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冯玉祥、孔祥熙等26名国民党党政要员，发起成立国术研究馆。1928年3月15日获准。3月24日，国术研究馆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成立大会，租借韩家巷基督协进会的数间房屋为临时馆址。
      国术研究馆除行政事务外，主要工作是设国术训练班，培养武术师资，并没有进行多少研究工作。经李烈钧、邵力子、钮永建等人游说，将该馆归属政府直接指导，由财政部拨给经费。并于1928年6月，将国术研究馆正式易名为中央国术馆。馆长仍为张之江，副馆长李景林。
      中央国术馆建馆初期，设理事会和监事会为权力机构，负责议定重大馆务事项。下设少林门和武当门，负责组织和管理教学活动。将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列于武当门下，其他拳种皆入少林门。这种分类不仅不够准确，而且加重了旧武坛的门户之见。未出三个月，就酿形了多起争斗事件：如少林门长王子平和武当门长高振东徒手搏斗，科长马裕甫与柳印虎竹剑拼搏。门长、科长相争，暴露了分门体制的弊端。乃废除少林、武当两门的设置，采用“一会三处“的组织建制，设置机构。一会，即理事会，三处包括教务处、编审处、总务处。这个建制被作为中央国术馆的定制，写入《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
      1929年2月，国民政府通令各级行政遍设国术馆（社）。《国术馆组织大纲》规定“省、市国术馆正馆长，应推各省、市政府主席、市长兼任，或由省、市政府及董事会推荐资望相当都充之”。各级国术馆、社的负责人由当地政府首脑人物担任，保证了各地政府对各级国术馆的拨款，也促进了各地国术馆的组建。至1933年的统计，当时已有二十五个省、市建起了国术馆，县及县以下国术馆（社）的数量尤多，仅青岛一市，就设有国术训练所83处。各地国术馆、社的建立，形成了一个上下贯通的国术馆系统。
      1929年2月颁布的《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第一条规定：“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第二条：“为实行前条宗旨起见，本馆特延聘国术专家、体育专家及其他专门学者，办理下列事项：一、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二、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三、编著关于国术及其他武术之图书；四、管理全国国术事宜。”中央国术馆开设的各种班别，均分学科、术科两类设置课程。
   学科课程包括：党义、国文、地理、历史、算术、国术源流、国术学、生理学、军事学、音乐。
   术科课程包括：腿法、拳术、器械科、竞技科、选修科、特别科、军事科七门。在这七门技术课程中，包含有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掌、查拳、新武术（拳脚科）、连步拳、杂拳、行拳、掇脚（戳脚）、劈挂拳等拳术；剑、刀、棍、枪、鞭等器械；气功、铁砂手、红砂手等功法；以及散打、摔跤、长兵、短兵等格斗项目。还开设了拳击、日本劈刺术等外来格斗项目。
国术国考无疑是中央国术馆成立二十年间最受人们关注的事情。“国术国考”全称“全国国术考试”。中央国术馆仿旧时武科考试和近代体育竞赛制定国术国考，用以考评习武者技能学识，区别等次。
   国术考试仿武科的童试、乡试、会试，设县考、省（市）考、国考。仿武科的外场（试武）、内场（试文），设术科和学科两门考试。中央国术馆谓此为选拔真才实学的“抡才大典”。
      按规定各级国术考试每年举行一次，但实际二十年内只举行过两次全国国术考试，各地举行次数不等。

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赛场

      第一次全国国术考试于1928年10月15日至2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举行。山东、河北、北平、南京等17省、市和中央国术馆的共333名应试者参加了这次国术国考。这次国考的术科考试分为预试和正试。预试是单人表演。项目包括拳术、刀、剑、棍、枪。正试是两人特邀比赛。项目包括徒手的拳脚门（散打）、摔角门；持械的棍、枪门（长兵），刀、剑门（短兵）。预试及格，方可参加正试。
      预试中个人单演拳术和器械的水平颇高，有240多人获及格资格，其中150人参加了正试。由于对抗比赛无时间限制，会期届满，比试至第四轮即宣告终止。取中朱国福、王云鹏、张长玉、马裕甫、张英振、窦来庚等15名为最优等；取中杨松山、郭长生、马英图、韩化臣、佟忠义等37名为优等；取中柳印虎、林志远等82名为中等，只参加预试而未报名参加正试的有赵鑫洲、于振声、吴图南、何福生、曹宴海等。
      第二次国术国考于1933年10月20日至30日在南京公共体育场举行。考场建筑呈八卦形。河北、湖南、绥远、山东、河南等21个省、市的438人参加了这次国考。这次考试，大致沿袭第一次国术国考的成法。所作改进是预试有了评分细则，对抗比试有了统一的护具。还增设了搏击（拳击）比试，以及女子对抗比试。
这次国术国考共取中甲等43名。其中拳术对试（散打）13名，长兵3名，短兵6名，摔角3名，搏击（拳击）重、中、轻3级共9名。参加女子组正试9名选手，皆取为甲等，以鼓励女性习武。据记载，参加这次考试的部分女选手随旧中国体育代表参加了36年柏林奥运会，并且在武术表演项目中有出色的表现，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国术国考虽有种种不足，但是它制定和实践了武术拳械单练与对搏的竞赛规则，选拔了优秀人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竞技武术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除四川等大后方国术馆继续活动外，大多数国术馆相继停办。1937年8月14日，日机轰炸南京，中央国术馆南迁。在迁转过程中，政府停发经费，教职员工和学生生活十分困难，多数教师和学生沿途离去，自谋出路。1941年，迁至重庆北碚时，馆内人员仅剩二十多人。此后，在四川境内组织培训、巡回表演、举办比赛，但都仅偏于一隅，失去了往日的规模。1946年迁回南京，无馆址，缺经费，已无法维持活动。1948年为经济所迫，无法进行招生，难以教学，从而宣告闭馆解散。
      中央国术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强我宗族，壮我国魂，洗刷东亚病夫，振兴黄帝子孙。”中央国术馆以培养军队教官、中等以上学校教中及公共体育场所指导员为目的，以“泛学博通”为教学原则，广设武术技术课。学生毕业后可应聘担任各地武术教师或教练。被录取的学员在国术馆学习不但不收任何学杂费用，其衣食所需全部由国术馆供给。入馆后的学员发穿校服，校服的前心和后背分别有“强种救国”和“自卫奋斗”八个大字。中央国术馆自1928年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近十年间，共收了五期学生，每期人数不多，少则十几人，多则百余人，总人数估计不超过五百人。
   抗战爆发后，不少学员都投入抗战事业，分配到各部队中任武术教官。抗战、内战结束后，分处海峡两岸的武术教师，有不少是出身于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对于近代中国武术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提到中央国术馆，那就必须提到它的创始人和馆长张之江将军。
国术的由来：
      为什么武术被尊称为“国术”？也是张将军的功劳。张之江认为武术是中国的国粹、国宝，他在1927年向当时政府申请把“武术”改为“国术”，以提高武术的重要性，当即获得批准。从此，“武术”便改称“国术”。

张之江将军

张之江生平：
   张之江（1882—1966）字紫珉（子姜），又名子氓（亦作紫氓），号子茳，别号天行，教名保罗（西北军中受冯玉祥影响信基督教者较多）。生于河北省武术之乡沧州地区，今属黄骅市。受武术的熏陶，自幼热爱武术。中国国术（武术）主要倡导人和奠基人。为人重德守义，办事雷厉风行，刚决果断，是冯玉祥五虎上将之首；军中尊称大主教。曾任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代理国民军总司令、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主席。
第二个林则徐：
      他在禁烟时的决心和作风让群众赞为“第二个林则徐”。1927年11月27日行政会议明令派张之江赴鲁、豫、秦、陇，视察禁烟。1928年11月21日深夜，上海市警察局保安队在上海大达码头拿获大批烟土，这宗大买卖由军方包运，后台老板是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市长张定璠亲自干预，警方查拿武装运烟反被掳劫的消息见诸报端，26日张之江请国府派员调查严办上海烟土案，27日蒋中正请令催禁烟主席张之江来沪查办运土案，29日国府派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王淮琛等往查，30日张之江、魏道明、王淮琛到上海查办，但蒋介石蓄意包庇，12月3日令上海公安局长戴石浮停职，张定璠致电中央请连带停职，以明责任，未获准。12月8日张之江、魏道明将调查沪烟案详情，及讯问江安轮役分别整理，并附加意见书呈国府核办，“沪土案”草草了结，张之江态度消极，谢绝一切来宾，上第二次辞呈，18日行政会议，张之江因病辞禁烟委员会主席(决议)慰留，21日国府明令慰留张之江。

南口战后的国术健身：

      张之江的国术之缘首先是自幼习武，当然与西北军尚武亦不无关系，比如西北军威震天下的大刀队。还有一个缘故，张之江在南口指挥作战时，日夜操劳过度，因而在退却行军中患了半身不遂之症。在疗养过程中，有不少武术专家劝他练习武术，可恢复健康。他接受了这个建议，每天练习武术，从不间断。坚持锻炼半年后，果然病情逐渐好转，继而完全康复。他通过自身体验，确认武术不仅杀敌自卫，而且能治病救人，使身体健壮起来。从此，他摆脱一切军事政治职务，下定决心要把武术重新提倡起来。在张之江筹建中央国术馆时，蒋介石曾派孔祥熙到张之江家中，敦聘张之江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张之江婉言谢绝，说：“我提倡武术比当部长更能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因为武术能起到救国卫民的远大作用。”

中央国术馆之父：
   国术研究馆按说属于学术教育机构，张之江便向国民党教育部提出申请备案，然而教育部认为武术是已经被淘汰的产物，不需要再提倡，坚不批准。虽经一再申请，最后只准属于民众团体，不属于教育系统，经费自筹，百般刁难。
　　张之江创建国术馆心切，便各方奔走呼吁，最后找到李烈钧先生。当时李烈钧担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相当于国民政府副主席。他和张之江是辛亥革命云南起义的老战友，也是云南起义的主力，而且交情甚笃，感情深厚。当张之江把教育部刁难的情况告诉他后，李烈钧当即拍板说，教育部既然不准，干脆由中央国民政府直接领导，属于国民政府直属机构，经费由财政部国库开支，每月定为四千元，不足之处可以自行筹措。因此，“国术研究馆”便改称为“中央国术馆”。
　　中央国术馆是在1928年3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41期刊载第174号公文批准备案的，当时由政府要入纽永建、蔡元培、孔祥熙、何应钦、于右任、张之江等发起建立起来，并发表宣言，中央国术馆设理事会，由冯玉祥担任理事长。

将国术推向世界：
      1936年8月张之江率领中央国术馆派队员参加柏林奥运会，进行武术表演，使西方第一次见到中国武术，武术表演轰动了世界体坛，张之江为此获得了该届奥运会以“五环”为标志的纪念章，并被誉为“中国国术开始走向国际体坛的第一人”。

杨氏太极嫡传弟子：
　　庚子国变时，“育字军”解散。那一年，李景林16岁，返回家乡后，又到邻近的永年县带艺投师，拜在太极宗师杨露禅的三儿子杨健侯门下，深得太极拳精髓。
      但有人有不同说法，据素有武术“活字典”之称的著名武术家沙国政(曾任云南省武术队教练)讲，李景林的太极拳传自杨露禅的大儿子杨风侯，《武当》杂志1993年第3期发表的《太极拳传人世系表》也记载着“杨露禅-杨风侯-李景林-姜容樵-沙国政”这样的传承。但也有资料称，李景林的师傅并不是杨风侯，而是杨健侯。因为杨风侯去世较早，就连杨风侯之子杨兆林的功夫也是叔父杨班侯和杨健侯传授的。但不管怎么说，李景林的太极功夫源出于杨露禅，则基本可以肯定。
在学习太极拳时，李景林与杨健侯的儿子杨澄浦结下深厚情谊，曾为太极拳的普及出过力。如今，国家体育总局仍在推广的《简化太极拳》、《88式太极拳》等拳法，就是以原山东国术馆《太极拳讲义》为基础整理而成的，而《太极拳讲义》就是李景林与杨澄浦等人合作的结晶。当时有人称这套太极拳为“李景林式”，又称“杨式新架”或“新杨式”。
孙禄堂（1860—1933年）名福全，字禄堂，晚号涵斋，别号活猴。河北望都县东任疃村人，清末民初蜚声海内外的著名武学大家，堪称一代宗师，在近代武林中素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称。
　　孙禄堂天资聪颖，勤奋好学，9岁丧父，家中一贫如洗，由老母抚养成人。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13岁时师从李奎元，复从郭云深，共十一年，其间又得宋世荣、车毅斋、白西园诸前辈亲授，加之孙禄堂天资弥高、性情恬淡，故孙之形意拳功夫能超逸前代，功臻冲空化境。继而孙禄堂为了研究拳与《易》之关系，又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拳数月，多有心得，技艺精深，但丝毫无自得之意。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徙步壮游南北11省，期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嵋，闻有艺者必访之，逢人较技未遇对手。1888年他返归故里，同年在家乡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门徙。
   1907年徐世昌久闻孙禄堂武功绝伦，由此聘他为幕宾，同往东北，1909年孙随徐返回北京。1912年在北京遇太极名家郝为真。郝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传于孙禄堂。此时孙禄堂武功卓绝，德高望重，誉满京城。1918年孙禄堂终于将三家合冶一炉，融会贯通，革故鼎新，创立了孙氏太极拳，卓然自成一家。
   同年徐世昌请孙禄堂入总统府，任武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省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
   孙禄堂晚年，正值列强环伺，国力衰微，民族危亡日趋严重，在外侮面前，孙大义凛然，在他年近半百时，曾信手击昏挑战的俄国著名格斗家彼得洛夫，年逾花甲时，力挫日本天皇钦命大武士板垣一雄，古稀之年，又一举击败日本5名技击高手的联合挑战。
　　时人评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惟孙禄堂一人耳。”先生一生弟子众多，遍布海内外。1915年到1932期间，孙禄堂除撰写了《太极拳学》外、还先后著述《形意拳学》、《八卦掌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论拳术内外家之别》等重要专著和文章。
   1933年，先生预言自己驾鹤之日。夫人大惊，遂命其女带先生去德国医院（今北京医院）作全面体检。先生笑曰：“吾身体无恙，去何医院。只是到时将有仙佛接引，吾欲一游耳。”家人疑而不信，坚持要先生去检查。先生无奈，只得由小女陪伴去做体检。检查后德国医生史蒂夫说：“孙先生的身体无任何不良迹象，比年轻人的身体还要好。”归后，夫人又请名医孔伯华来家中为先生检查。把脉后，孔曰：“孙先生六脉调和，无一丝微暇。这么好的脉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家人遂安。同年秋，先生归故里，不食者两旬，而每日习拳练字无间。至12月16日早上（夏历十月二十九日卯时），先生对家人曰：“仙佛来接引矣。”遂命家人去户外烧纸。于六点零五分，先生面朝东南，背靠西北，端坐户内，嘱家人勿哀哭并曰：“吾视生死如游戏耳。”一笑而逝。
   杨澄甫（1883年7月11日----1936年3月3日），生于北京，与其祖父杨露禅、伯父杨班侯、父亲杨健侯均为太极名家。
幼年随父学拳。健侯对于爱子不忍管束过严。澄甫公每日到拳场练功，拳剑刀枪、推手散手，虽然均合乎杨家祖传规矩，但并未真正痛下苦功。1912年，澄甫29岁，在北京中山公园设立拳场，公开传授杨式太极拳剑刀枪，只教架式，其余需健侯公在家中亲自坐镇。1917年，健侯公临终之前，老泪纵横，痛责澄甫公日：“你开门授徒，我在后面撑着。现在我要走了，如有高手前来比试，你万一失手，杨家威名扫地。你不用功，杨家功夫失传，真是不孝之极。我死不暝目！”澄甫公惊闻此言，痛彻心肺，垂泪叩首，发誓用功。健侯公逝世之后，澄甫公闭门谢客，日夜苦练。直至40岁（1923年）方才放心开门授徒。
　　北京练武行家极多，听说杨三爷重开山门，上门讨教者络绎不绝，澄甫公来者不拒。登门比武者只有两人与澄甫公未分高下。其中之一河北香河县人张策（1859-1935），字秀林，乃通臂拳名家，人称“臂圣”，外号“张大辫子”。另一位是形意、八卦名家孙福全（1861-1932），字禄堂。澄甫公在比武之后，与张秀林、孙禄堂结义，成为换帖兄弟。此三人乃当时北京武术界之魁首也。
   澄甫公之枪法，不仅在太极门中赫赫有名，并且受到其他门派拳师高度赞赏。查拳名家杨洪修、马金镖所创之“十二路棍点子”，就吸收了澄甫公四粘枪、四散枪部分技法。澄甫公虽然继承了杨家拳、剑、刀、枪、大捋、散手、对刀、黏剑、粘枪及内功心法，技艺超群，但因少年时代不够用功，健侯公擅长之弹弓暗器及点穴法，均未能继承，与班侯公、健侯公相较，仍然稍逊一筹。
   澄甫公性情憨厚，不善言辞，授拳之时，仅以身姿示范，决不多言。澄甫公生平从不议论其他门派之长短，并且一再告诫众弟子，不得妄议其他门派短处。如果有人说某某人功夫不行，澄甫公曰：“练功不易，练到这般地步，也算难得了”此乃口德。
　　澄甫公对其他门派极其尊重。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聘请澄甫公为太极门门长，并且请澄甫公带几位高足担任教授之职。副馆长李景林见澄甫公迟迟未能到位就职，遂请孙禄堂先生为代理门长。澄甫公不明情况，率众门徒到达南京。张之江言道国术馆不能有两位武当门长，可否请杨先生与孙先生比试一番。澄甫公坦然想让。事后，澄甫公对众门徒说：“我与孙二哥情同手足，闭门切磋自然可以。岂能为了蝇头微利，当众比拼？张先生岂有此理！”澄甫公到上海后，张之江自知理亏，遂推荐澄甫公任浙江国术馆教务长。孙禄堂先生悉此事，即推荐形意拳教授高振东为中央国术馆武当门代理门长，挂冠而去，至江苏国术馆任教务长，表示与澄甫公处于平等地位。由此可见两位前辈之高风亮节。
   澄甫公武功登峰造极之时，竟然撒手西归，年仅53岁。因此引起诸多猜测，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澄甫公发劲过猛，损耗内气。也有人说，此乃贪恋女色之故。亦有认为澄甫公不幸早逝，乃饮食不节之故。澄甫公青壮年练拳辛苦，食量极大，每餐需食高庄馒头30个，猪蹄及家禽各1只。公成名之后，不再苦练，热量无处消耗，而食量丝毫不减，体重增至288斤，而且喜荤厌素。古人云：病从口入。此乃至理名言！亦有武林前辈透露：1931年的一天早上8时许，萧聘三在馆内教学生打黑虎拳，练黑虎拳是要发声、蹬脚的，不想却惊动了还在睡觉的杨澄甫。杨澄甫当时是国术馆的教务长，有较晚起床的习惯。他披衣出门大声责问：“什么事，这么吵？”萧聘三回答说：“是我在教学生练习黑虎拳。”杨澄甫说：“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这句话惹恼了萧聘三，他当即提出要与杨比武。杨澄甫说：“好，你就在我的肚皮上打三拳吧。” 萧聘三打出第三拳后，杨澄甫右手紧捂肚皮，左手一掌飞出，击在萧聘三的心窝处。萧聘三顿时倒在2米开外，口吐鲜血。杨萧之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他们不仅不再教武术了，1933年，萧聘三离开人世，杨澄甫也在1936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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