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韶关学院体育学院/李磊

少林寺得以闻名天下，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它是禅宗祖庭。来自印度的达摩祖师从南海登岸，先到达广州后又进入内地，和梁武帝萧衍话不投机，便一苇渡江到了北方。达摩在嵩洛一带为弘扬禅法，曾在少林寺面壁九年。其后他传禅给二祖，又有二祖到六祖的一脉相传，使禅宗得以在大江南北广泛传播，声闻天下。这应该是唐朝以前的事。唐朝以后，一直到了宋元明时期，少林寺又因为禅僧练武立功而天下闻名。十三棍僧助唐（秦）王平定王世充起义开其端，少林寺和官府搭上了关系，使禅僧武装基本上得以合法化。如果这些都不足以使少林寺以武功闻名的话，那么，明朝的少林僧兵抗倭才真正使少林武术的威名得以显扬天下。

说起明朝的抗倭战争，有两个著名的抗倭将领、民族英雄，一个是俞大猷，一个是戚继光，被并称为“俞龙戚虎”，二人均在《明史》有传。抗倭战争和少林武术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尤其是俞大猷，还亲自探访少林寺。对于此次探访，俞大猷在他的《正气堂续集》中有明确记载：“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长剑技。嘉靖辛巳岁，自北云中奉命南征，取道至寺。僧负其技之精者，皆出见呈之，予告其住持小山上人曰：‘此寺以剑技名天下，乃传久而讹，真诀皆失矣。’复着芒鞋，扶竹杖，游本山大小庵场，历达摩面壁石洞，遍览金乘珠藏、龙步虎音之区。见寺前一山地，其形势更奇，又告小山上人曰：‘此地可建一小院，以增此寺之胜。’小山而慨然曰：‘建院之责，愚僧任之，即平治其基以经始也。剑诀失传，示以真诀，是有望于名公。’予谓：‘是，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俞大猷在《诗送少林寺僧宗擎有序》中也说：“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予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俞大猷探访少林寺的两处记载，内容大致相同，但也有细小差别：一是说自负有精湛少林棍艺的武僧，给俞大猷进行了演练；二是又说，有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少林武僧在朝廷高级将领到来之际出面进行表演或者演示，应该是正常的，也是一种荣耀。只是个别演练人数不会太多。大规模演练只能是花架子而不适合于实战。俞大猷探访少林寺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观看这里的少林棍表演规模和表演气势，而是要探访少林棍的实战价值。因此可以说，俞大猷观看少林武术棍术演练，可能有集体的表演，也有小规模的实战对练。其中也会有和俞家棍的对练。否则，就失去了探访的礼节，并不符合当时江湖规矩。

古往今来，到少林寺参访的人，可谓很多，甚至包括国家元首、封疆大吏、文化名流、诸山长老，无所不有。这些参访者，或者是慕名而来观光，或者是为了求法祈福。那么，俞大猷为什么要亲自探访少林寺，个中原因似乎还不十分明确，有必要进一步阐明。但是，俞大猷作为明朝著名将领、朝廷命官，亲自探访少林寺，定然与诸多参访者有所不同，自有他的特定原因和目的。

俞大猷，字志辅，又字逊尧，号虚江，福建泉州北郊濠市濠格头村人，生于弘治十六年（1503），不仅是明代抗倭名将，还是一个著名的武术家。他以领导抗倭战争著称于世，历任明代三朝将官，一生坎坷，戎马倥偬47年，时而受到朝廷重用，名声显赫；时而受到贬责，沦为囚徒；一生中曾经四为参将，六为总兵，累官至都督。在明朝倭寇屡犯海疆的多事之秋，率领所部俞家军转战于苏、浙、闽、粤之间，身经百战，战功显赫，因而与当时另一位抗倭名将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明史》有《俞大猷传》，对他的评价主要是：“大猷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负奇节，以古贤豪自期。”“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所在有大勋。”《明史》还称赞他：“世宗朝，老成宿将以俞大猷为称首，而数奇屡踬。以内外诸臣攘敚、而掩遏其功者众也。”俞大猷之所以成为一个一身而二任的军事家和武术家，是和他的出生地福建泉州这一中国著名的武学重镇有关。泉州地区作为各种技击武术发源和传播的地区，在福建是出了名的。这里的棍术就曾被时人所称道。明人黄景日方就自诩地说：“吾温陵（泉州）棍棒手扑妙天下，盖俞都督集古今棍法而大成之，身与士卒相角斗。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其父、其大父承都护所指教。”将福建省武风的形成归功于俞大猷等人，并不完全是溢美之词。1557年，俞大猷认真研习“俞家棍”，并编写成武功秘籍——《剑经》。他在书中为了深刻地阐发棍法要义，还总结了棍法练习和实战的真诀。《剑经》完成后，不仅对泉州的南少林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当时俞大猷组建俞家军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金星在《俞大猷与南北少林》中说，俞大猷为了抗倭御寇，曾创造了一套新的选将练兵方法。他命人平时在乡村民间开始培养训练民兵骨干，战时迅速扩充为能打仗的军队。他先从千户、百户和兵营中挑选三十名有组织才能者任甲长，让他们到乡村各挑选二十五岁以下、乖觉勇健、力挽三百斛、能管束十人、将来可做甲长的义士九名，每名给银五钱，令自备藤牌、刀枪，日给工食四分，平时首先教习武艺，其次教练营阵，务必使他们知道其中深意。要求义士每人自募亲邻十人，给安家银三钱、工食三分，听此义士管束。平时一遇小警，即督甲长及义士共三百人出面抵挡；如遇大警，则将二百七十名义士升为甲长，各自带领自募新兵十名，原甲长升为哨长，管九名新甲长和九十名新兵。这样就可以迅速扩建成一支数千人的战斗军队，就可以用来抵御较大规模的倭寇入侵。漳州地方历史学专家曾五岳也说，俞大猷在漳州曾训练出六千名民兵，把俞家棍传授给这些抗倭民兵，也传给嵩山少林寺的武僧，还广泛地传授给所部军兵。俞家棍在平定倭寇、海盗的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从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通过“武会试。除千户，守御金门”，进入政治和军事舞台以后，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同时也在赈灾救民活动中有所作为。他在明朝官场腐败的环境中，虽然抗倭平乱军功显著，但却几起几落，得不到公正待遇。诸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右副都御史朱纨荐俞大猷为福建备倭都指挥。安南范子仪渡海击寇，剿掠钦、廉等州。欧阳必进又命俞大猷征讨。海寇平定后严嵩抑其功不叙。

在俞大猷探访少林寺之前，年长戚继光24岁的俞大猷，就已经开始了抗倭生涯，还曾是戚继光的上级军事领导。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寇汪直余部洪迪珍据舟山群岛。俞大猷命参将刘显、戚继光督率水陆军兵夹击截杀，洪迪珍溃奔福建。因胡宗宪没有督导诸将邀击，而为御史李瑚所劫，胡则委罪俞大猷纵贼使自己得以开脱。嘉靖帝一怒之下，把俞大猷下狱治罪。还是太尉陆炳与俞大猷关系较好，私下贿赂严世蕃，才使俞大猷得以罢职不死，发落到大同戴罪立功。俞大猷得到巡抚李文进信任，参与谋划抵御俺答策略，俞献兵车之法，大破俺答于安银堡，获得大捷。至此，俞大猷才得以翻身，重新受到朝廷任用。

首先，俞大猷是以抗倭名将、朝廷命官的身份来少林寺探访的。

嘉靖四十年（1561），俞大猷奉命从山西大同南征，专门取道嵩山，探访了少林寺。少林寺住持热情接待了俞大猷的参访。少林寺武僧还专门为他进行了棍术表演，然后又换了方便爬山的芒鞋，拄了竹杖，巡游了少林寺的大小庵场。不仅到了达摩面壁的石洞，还观赏了少林寺的金乘珠藏、龙步虎音之区。俞大猷看到少林寺对面有一片山地，其形势奇伟，便给小山上人建议：“此地可建一小院，以增此寺之胜。”小山慨然答应说：“建禅院的责任，就由愚僧小山来担任了，立即进行地基平整就可以开始建设。剑诀失传，示以真诀，这是要拜托名公来实施了。”这时的俞大猷已经58岁，老迈年高，但仍踌躇满志，奉了朝廷之命，准备南下粤闽赣一带平定倭患和匪乱。在长期的抗倭平叛战争中，俞大猷已经总结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战术经验，取得了不少战绩。尤其是他的军队，通过俞家棍的基本训练，在抗倭战斗中打了不少胜仗。自己长期演练的俞家棍，虽然得之于自己的老师赵本学、李良钦，但追根溯源，还是源于中原少林寺。胸有成竹的俞大猷，通过互相切磋，观看表演，必然会说出少林棍法已失真诀的话来。

俞大猷作为名将高官，既有抗倭的赫赫战绩，又有渊源有自的《剑经》传世，既有实践，又有相对成熟的理论思考，对传之久远的少林棍法，一定会有自己的深刻认识。少林寺虽然对自己的少林棍法也有自信，但面对来自朝廷名将高官，自然也会有所谦让和保留。一心想通过抗倭再立军功的俞大猷，虽然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在军队中训练运用俞家棍）在抗倭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他还是想进一步探访少林棍的真诀。虽然南方军情紧急，他还是要通过亲自探访，来获得实情。或许是少林棍法真的是传之既久，渐失真诀；或者是少林寺作为丛林势力和朝廷命官需要保持距离，没有将少林寺真功夫和盘托出。但无论如何，少林寺武僧和俞大猷都很善于吸纳外间武术来提高自己的武术水平。特别是俞大猷，他就是多方吸收高水平武功技艺，才练就了著名的俞家棍法。俞大猷到少林寺也主要为了探访少林棍法，虽然认为少林棍法已失真诀，但他也没有在当时拿出真诀（载在已经刊刻的《剑经》中）在少林寺进行传授。这自然可以用军情紧急、不便久留作为理由，但俞氏只是以“非旦夕可授而使悟也”、“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为理由，同意小山上人委派两个年少有勇力的小和尚随俞家军效力，以便随时接受俞大猷传授的阴阳变化真决和知慧觉照之戒。之后宗擎、普从二人跟随俞大猷在俞家军中，效力三年后，又回了少林寺。虽然此二人名为跟随俞大猷在军中学习俞家棍，或者说是学习少林棍真诀，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作用，即同时帮助俞家军训练少林棍法。宗擎、普从虽然年少，但是毕竟是经过多年训练的少林武僧，其棍术水平自然要超过俞家军一般战士的技击水平。帮助士兵训练，技术上绰绰有余。因此可以说，俞大猷向少林寺传授真诀，应该是两利双赢的。双方都达到了交流吸纳先进武术、抗击倭寇的目的。

其次，俞大猷是带着“俞家棍”亲自探访少林寺棍法的。

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其先祖俞敏曾跟从朱元璋打过天下，并以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户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五代，后以魁武科授正千户，累迁都督同知，别号虚江。俞大猷自幼家贫，寄居清源山水流坑村，勤学不辍。其时泉州的闽学氛围炽盛，俞大猷先后拜王宣、林福及赵本学等人为师，既学儒道，又习兵书，甚得三家所长。后又师从精通荆楚长剑的同安南少林高手李良钦学剑（棍）术和骑射，达到了“剑术天下第一”的境界。刻苦好学的俞大猷，虚怀若谷，凡有技击名师，必然礼敬求教。很快，他就练就了具有闽南特色的“俞家棍法”。到了1557年，俞大猷的著作《韬钤续篇》（其中包括《剑经》、《射法》、《营阵四形》、《发微四章》）已经通过《续武经总要》刊刻付梓了，另外还内有他的老师赵本学的《韬钤内篇》和《韬钤外篇》。从俞大猷的《剑经》可知，他早已对河南、山东的少林棍法、杨家枪法有所吸收。他探访少林寺之前，已经有“俞家棍法”成竹在胸，具有一定底气。此次探访，就是要通过南北少林棍法的切磋交流，一探虚实，核对真假，通过切磋交流，使俞家棍和少林棍得以互相取长补短，使俞家棍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做到精益求精，能够让它更好地为抗倭平叛战争服务。有人说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但是其中的渊源比较深，主要是跟赵本学练了据说是来自少林寺的少林棍，跟和少林具有渊源的李良钦学过荆楚长剑。若因此就认为他是少林俗家弟子，似乎有些勉强，但俞家棍和少林棍法确实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的。

再次，俞大猷的“俞家棍”和少林棍具有历史渊源。

俞大猷从小就立志，平生以天下为己任，以救百姓苍生为怀。他虽然也是幼读经书，但却热爱上了武术。在武术的道路上，对俞大猷影响较大的至少有两人：一个是赵本学，一个是李良钦。相传赵本学为宋太祖赵匡胤后人。赵匡胤作为帝王本身就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早年以任侠知名，相传他武艺高强，凭借着一杆齐眉铁棍，闻名四海。据《北拳汇编》记载：“少林派亦称外家，赵匡胤其开山始祖也。匡胤挟其奇技，秘不示人，而醉后曾与群臣具言其奥蕴，寻悔之，又不欲食言，卒置其书于少林寺神坛中。”少林武僧得此书以后，武功自然大进，在皇帝的支持下少林寺也就成了中华武术的最高殿堂。少林寺所传的“太祖拳”、“太祖棍”，据说都是赵匡胤传下的。此种说法当然值得讨论，因为少林拳有很多史书说是达摩始创。不过，赵匡胤建都开封，离少林寺近在咫尺，禅宗和少林武术在宋代的发展和他不可能没有关系。少林武术从赵匡胤乃至宋代以后开始兴盛起来，也是事实。清人曹焕斗在《拳经》中也指出：“拳法之由来本于少林寺，自宋太祖学于其中，而名遂天下。”有人进一步认为，俞大猷师事赵本学，自然可以把俞视为少林俗家弟子。俞大猷师承赵氏太祖拳棍，而后发展成俞家棍，因而和少林武术具有一脉传承的历史渊源关系。

由此看来，俞大猷探访少林寺具有多重目的和多重原因。首先，俞大猷是以朝廷命官的身份来少林寺探访的。他以抗倭起家，虽然几起几落，但探访少林寺之时，正是得到朝廷任用之际。他自然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不会忘记自己肩负的军事重任。他的探访，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验证和提升俞家棍法的水平，或者是有认祖归宗之意。但是，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他所实施的军事战争之实践活动。其次，因为俞大猷是在久闻少林武术大名，带着已经成型或者已经成熟的俞家棍去探访少林寺的，所以他的验证求真和切磋提高的探访目的比较明确，认祖归宗和回传少林武功的目的比较间接。毕竟他不是和少林寺具有直接关系的少林俗家弟子，时今又一直作为朝廷命官南征北战。再次，俞大猷的俞家棍毕竟和少林武术具有渊源关系，假如没有这次探访，具有物化载体的俞家棍法，或者说是南少林棍法的代表作《剑经》，就得不到一定程度的验证。至于回传少林和认祖归宗，那只能是后话，尚在其次。正是由于俞大猷探访少林寺具有多重和复杂的原因，才会有携带宗擎和普从到军中三年，然后再传《剑经》给他们，使俞家棍法得以回传少林寺；俞大猷更有建议助修十方禅院，并为之选址和题写碑记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