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对武术的总体影响

乔凤杰

　　按照我的理解 而进行归纳，中国古人潜意识中的人的在世结构，乃是由逻辑上的从内到外的“超验心与物自身-经验心-现象”所共同组成的三层系统。经验心在与现象对象化的基础上认识与改造现象，故经验心与现象分属两层；超验心即是“我”的物自身，物自身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且超验心的知识与实践乃是不需要对象化的以自己为根据的自明与自动，故超验心与物自身处于同一个层面。
　　经验心，即是主客二分 的思维框架中的主体之心。它是相对存在、不断变化的心识流，是人的现象世界得以确立的基点。这一主体心的确立，使自我与外界区分开来，并使自我与外界的关系因此而变成了我们所常言的主客关系。正是由于这一作为主体的经验心的存在，才使丰富多彩的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得以产生，而无论我们如何对这一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进行价值判断。由主体之经验心所直观与演绎的，必然只能是作为客体的现象世界。也就是说，经验心所能认知与开显的，乃是一个非物自身的现象世界。就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而言，所谓的经验心，即是儒家的人心、私心等，道家的机心、成心等，佛家的染心、阿赖耶识、无明等。
　　超验心，即是我的真实面目。它是绝对存在、永恒不变的根本智慧。这一作为人之本真面目的超验心，没有对个体自我之执持，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自我与外界的主客分离。超验心的知识是自明的。超验心所自明的，乃是一个物自身的世界。也就是说，超验心所自明的，乃是全部真实的物自身的世界。就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而言，儒家的本心、诚、太极、良知等，道家的道心、道等，佛家的净心、真如、般若、佛性、根本智等，落实到人身上 ，其直接指向的，都是这一实为人之本真面目的超验心。人们之所以对人之超验心有种种不同的称谓，乃是因为人们所思考的角度的不同：当我们寻找万物本原时，它的状态就是物自身；当我们寻找万事万物的价值依据时，它的意志就是终极原理；当我们寻找处理事物的方法手段时，它的表现就是根本智慧；等等。这是一种概念与观念的结合、实然与应然的贯通，因为，在这里，超验的规律即是经验的法则、超验的自由即是经验的理性、超验的寂静即是经验的动力、超验的自然即是经验的必然。
　　经验心与超验心，乃是“我”的两种不同存在方式。最真实的“我”，即是超验心；而人的经验心这一存在方式的出现，则是由于人之身体欲望的牵引，是因为真实的超验心随躯壳起念的结果。经验心与超验心，其实是不一不异的：从本质上讲，经验心与超验心是一；而就表现形式而言，经验心与超验心是二。经验心的追求与超验心的要求并非永远一致，但是，却也并非永远矛盾。
　　作为经验世界的人，其一切行为都必然要从经验心开始，然而，由经验心开始的人的行为，却是可以朝向两个绝然相反的方向：人由经验心向外展开对现象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以构筑人之存在的意义世界，从而使经验心在相应的实践领域的实践能力得以提升，这里称其为建构经验心；人由经验心向内展开从经验心向超验心的回归，从而使人因“我”的“性质”的直接改变而能力剧增，这里我们称其为彰显超验心。经验心的建构与超验心的彰显，张扬着人类朝向绝然相反的两个方向所做出的各种努力，然而，在中国古人的思想意识中，此两者却是可以融通的。
　　生活在经验世界的人们，必须设法满足经验心的基本需要，因而也就必须通过对外在事物的处理来建构经验心。经验心的行为是以现实追求为根据的，自然，它一定是既包含有符合超验心之自由意志要求的成份，也包含有不符合超验心之自由意志要求的成份，而且，即使是符合超验心之自由意志要求的成份，也并非就是超验心之意志的自由发挥，而只是经验心因现实行为的需要而对经验心实施的一种策略性的强制而已。不用说有悖于超验心的经验心表现，即使是符合于超验心的经验心表现，其出于功利目的而对超验心之表现的效法，与超验心之自由意志的真实表现，也是有着质的区别的。正是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经验心的行为全部符合超验心之自由意志的要求，从而使经验心的意志与超验心的表现趋于一致；也正是因此，为了防止人的异化，在尽可能完成经验心之理想建构的基础上，人们还必须超越经验心、消除经验心而向超验心回归，从而使那种符合超验心之自由意志要求的被强制的经验心行为变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超验心之意志的自由发挥。经验心之建构，是人的现实需要，而超验心之彰显，则是人生的终极追求与最高境界。
　　人为实现自我价值而由经验心向外展开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人的现实的意义世界的建构，也即是对人之经验心的建构，自然，所有成熟的有着建构经验心之追求的文化形态中，也就必然都存在着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领域所建构的实现人之自我价值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武术没有例外，兵家、道家、儒家等也没有例外。正是这种没有例外地存在着实现自我价值之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的文化特色，加上各家之现实追求的诸多相通之处，使得武术、兵家、道家、儒家等文化形态之间在实现自我价值之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方面的交流成为可能。既然各家都有为实现自我价值而服务的内容，各家之经验心的现实追求都有相通之处，并且各家都有其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那么，完全可以理解，即使他们在目标追求上有些不同，他们在建构经验心、实现自我价值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上的相互交流，也必定是顺理成章的。这就使我们在建构经验心之方法理念与思想原则的层面上对传统文化与中华武术之关系的探讨成为可能的事情。
　　建构经验心，乃是一个行为实践的过程；而建构经验心之行为实践，又必须依靠具体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对习武者来说，建构经验心的现实表现，即是提高习武者的技战术水平与道德涵养；建构经验心之方法理念与思想原则，其实就是中华武术的技战术体系与道德规范。因为，武术的技战术，乃是习武者的作战工具；武术的道德规范，乃是习武者对能否用武、如何用武做出价值判断的根本依据。就建构经验心这一层面而言，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乃是传统文化各家为中华武术之技战术体系与道德规范提供了诸多的方法论的参考与思想原则的指导。
　　人为超验目的而由经验心向内展开的一切行为，都是向超验心的回归，都是对超验心的彰显。对超验心的彰显，是以对经验心的消除为逻辑前提的，而经验心的消除，则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由经验心向内展开的直接以消除经验心为手段来彰显超验心的专门性修炼。这种直接的一意孤行的修炼，对现象世界视而不见，唯求超验心之彰显，其思想意识是简单明了的。其二，是在建构经验心、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再超越经验心、消除经验心，其对经验心的消除要以对经验心的建构为前提。
　　超验心是十足完善的。对超验心的追求，乃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观念，虽然其追求超验心的目的并非都是要为现实服务。传统文化的诸多形态，各有其直接的彰显超验心的系统方法和清晰的在经验心建构之基础上彰显超验心的基本思路；传统文化各家在彰显超验心的方法与思路方面的交流，自然也是颇有意义的。
　　彰显超验心，乃是一个行为实践的过程；而彰显超验心之行为实践，又必须依靠具体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来完成。对习武者来说，彰显超验心的终极目的，即是要开发习武者的内在潜能；彰显超验心的方法理论与思想原则，即是中华武术开发人体潜能的内功功法与内功训练指导思想。就彰显超验心这一层面而言，传统文化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乃是为习武者提供了诸多的专门性的彰显超验心的内功功法和在具体的武术实践中彰显超验心的运动训练指导思想。
　　使习武者精湛地掌握技战术与良好地遵循道德规范，建构习武者的经验心，已是中华武术的一个很了不得的现实目标，然而，中国古人对于理想境界的无限向往，却使中华武术的终极追求远远超越现实而指向了真实的超验心。也就是说，建构习武者之经验心，充其量只能是中华武术的现实目标，而只有彰显习武者之超验心，才是中华武术的终极追求。当然，彰显习武者之超验心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其现实目的。中华武术对习武者之超验心的彰显，乃是一个“由经验心指向超验心”的内向性的反省过程，需要具体的训练方法与指导思想。经验心之建构与超验心之彰显并不矛盾，超验心之彰显既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在经验心之建构的基础上进行。当然，无论哪种形式的彰显超验心的修炼，都是一个消除经验心的“无化”过程。
　　经验心是我们在处理主体经验心与外界客体的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验心的存在，必须通过与他者发生关系而得到证明，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在与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逻辑主体。超验心即是真实的我。超验心的存在，是我们这些缠绕于各种关系中的经验之人所无法理解与体验的，因为，它本身即是一个本真的、不依赖于任何外界关系、主客不分的诸物自明之心。自然，以最真实的超验心对物自身的把握，要远远优于以一般层次的经验心对现象的把握。在中国古人那里，人的实践能力的差别，其实即是主体心之实践智慧的差别；而人与人之间的实践智慧的差别，固然有同一层面的经验心的量的不同，而最根本的则是经验心与超验心之不同层面的质的界分。自然，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习武者的武术实践能力的层次性差别，也就表现为实践者之经验心与超验心的不同。
　　在传统思想中，做人与做事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境界的人，就会有什么层次的做事方法，自然也就会产生相应层次的做事效果；而最高层次的能够带来最佳做事效果的最佳做事方法，必然是彰显之后的超验心的现实表现。虽然，传统思想的各个流派对经验现象的态度并不一致，然而，无论他们认为经验现象是虚幻的还是实在的，也无论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发展的还是堕落的，他们对超验心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作为人之本真面目的超验心，是超越经验的能够直觉物自身的无限心，具有“无所知而无所不知、无所能而无所不能” 的巨大能力。超验心之直觉，不是那种需要在时间与空间中才能使现象得以呈现的感性直觉，更不是那种需要纯粹理性才能决定的知识建构，而是一种自明性的智的直觉。
　　在康德看来，能够直觉物自身的能力是只有上帝才具有的，而中国古人却坚信潜在于每个人身上。 儒家对于太极、道家对于道、佛家对于般若等的崇尚与向往，使那些境界较高的传统武术家们，把武术训练的终极目标，直接指向了对超验心的彰显。传统武术家们把对超验心的彰显当成了实现其现实目的的最理想的状态。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无论是强身健体还是技击对抗，无论是运动实践还是武德修养，彰显人之本真面目的超验心，才是最为彻底的训练。任何依靠个人的机巧伪智所获得的能力，都只能解决局部有限的小问题；只有开发人的潜能，才能校正人的异化，解决人的根本问题，从而成就人所需要的一切。当然，这并不妨碍传统武术家们对于人之经验技能的高度重视，因为，在超验心得以彰显之前，人的所有现实目标，还必须依靠经验心的经验技能来实现，且这种经验技能的提高与超验心的彰显并不矛盾。
　　与中国古代的主流思想家一致，传统武术家们坚信经验心与超验心之间不一不异的内在关系。正是因此，传统武术对人的潜能的开发，虽要摒弃个人私欲与机巧伪智，以“无化”为手段，以“无”为最高境界，但却并非一定要拒斥经验心处理外在之具体事物的现实行为。在传统武术家们看来，对人潜在的武术运动方面的各种潜能的开发，除了专门性的内功训练以外，更主要的还是在具体的运动练习与操作实践中来完成。也就是说，超验心的彰显，既可以在专门的内功训练中，更可以在合理的技战术训练和武德践行等经验方式中通过对个人私欲与机巧伪作的去除来实现。此后者，即是所谓的在实践中的顿悟 。
　　传统武术的这一在合理的技战术训练和武德践行等经验方式中通过对个人私欲与机巧伪作的去除来开发人之潜能的训练思路，与儒家的“事事致良知”、道家的“道进乎技”、佛家的“转识成智”，是完全一致的。 虽然，超验心的彰显与经验心的行为常常是不一致的，但是，对超验心的彰显，却并非一定要抛弃经验心向外的建构行为，而可以是对经验心向外之建构行为的超越，可以是“去病不去法”。欲显超验心，当依经验心；超验心的彰显，既可以是对经验心向外之建构行为的放弃，也可以是对经验心向外之建构行为的超越。这样，就使武术之技战术与道德规范的完整训练，变成了一个“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过程。
本来，就终极追求而言，人应该以彰显超验心为唯一正道，然而，生活在经验心所创建的现象世界的人们，又必须依靠经验心来彰显超验心，因而就必须解决经验心的正常需要。我们必须对这一由经验心所创建的现象世界给予合理的价值判断，必须勇敢地面对现象世界的一切。现实需要与终极追求的两难抉择，迫使人们必须对建构经验心与彰显超验心加以兼顾。对经验心的建构，是一种外向的努力，乃是对经验心处理外在事物之能力的逐渐改善；对超验心的彰显，是一种内向的反省，乃是通过对“我”的“属性”的改变而使“我”的能力获得最大程度的展现。初略看来，这方向相反的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中国古人对此两者的圆融也似乎是十分勉强的。然而，深入思考，不难发现，这方向相反的两种工作，却并非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在建构经验心的基础上再彰显超验心，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何况，通过消除经验心而彰显的超验心，本来就是一个具有更高意义的、认识能力与实践能力更强的“我”。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建构经验心与彰显超验心的原理及其相互关系，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传统文化的各个主流派别对于建构经验心的价值判断与彰显超验心的确信程度却并不完全一致。兵家对彰显超验心的关注不太密切，佛家认为建构经验心的唯一价值即是为更好地为彰显超验心提供超越的前提或媒介 ，而儒道两家与武术大致相同，则认为彰显超验心的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建构经验心从而使自己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这就决定了各家对于武术的影响绝不可能完全一致。
　　作为人的经验世界之行为主体的经验心，其能力层次的提升即经验智慧的增加，对于习武者来说，是更为直接明显而易于理解的。传统文化各家所推崇的经验智慧，也即他们所倡导的建构经验心的最佳方式，对于传统武术来说，乃是可以提升习武者主体之经验心的最佳方法论。兵家有关培养作战勇气、掌握对抗主动权、因敌而制胜的思想，道家的“反动与弱用”，对习武者之技战术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显著的指导意义；儒家关于成人成圣的礼仪形式与礼义思想，则是传统武术习练者之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
　　传统文化各家之彰显超验心的方法与思路，同时也是传统武术之习练者步入其最高境界的基本方法与思路。作为一种主体内向的彰显超验心的专业模式，道教的诸多炼养技术与佛教的诸多禅定方法，被很多传统拳种直接引入或者稍加改造而作为了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内功功法；道家、佛家、儒家在彰显超验心方面的大致相同的修炼原理，被引入到了传统武术的各种具体训练实践中。专门性的内功功法训练，在培养形成拳手良好的技战术和武德规范的基础上对经验心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乃是中华武术彰显习武者之超验心的两大基本模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儒、道、佛三家都讲“无化”，然而，由于儒、道、佛三家对经验心与现象世界的价值判断的不同，其彰显超验心之“无化”的价值目标是有不小差别的。儒家之“无化”，是为了致良知，而致良知的目的，则是为了以存于本心中之良知为依据来处理一切事情，其修炼目标是直接指向于“治事”的；道家之“无化”，是为了为道，而为道的目的，则是要以道的智慧为指导，以保全生命为第一要旨，其修炼目标是直接指向“治身”的；佛家之“无化”，以现象世界皆虚幻为前提，要求废心劳形、心不在焉，从而做到雁过无痕，其修炼目标是直接指向“治心”或者说指向出世的。也就是说，虽然儒、道、佛各家均以“无化”为要义，但其现实修炼的目标指向却是有所不同的。然而，在我看来，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中华武术的基本一致的影响，因为，无论是直接指向“治事”、“治身”还是“治心”，他们的基本思路都是由经验心展开的内向的 “无化”而非外向的“有化”，他们的最终目标，毕竟都是对于超验心的彰显而非经验心的建构，都是对于人的内在潜能的开发而非对人的经验方法的建构。
　　简单地说，传统文化对于中华武术的主要影响，乃是传统文化为习武者建构经验心和彰显超验心提供了诸多的方法论的参考与思想原则的指导。传统武术通过向儒、道、佛、兵等先进智慧的学习与消化，不断地充实与改善着自己的技战术与道德规范系统，自然而然地提高着习武者的技战术水平与道德涵养，也即建构着习武者之经验心；同时，传统武术从儒、道、佛等先进文化形态中吸收行之有效的修炼功法，并以他们所共认的“无化”为原则来指导其具体的训练实践，在运用技战术与践行道德的运动实践中进行心理层面的“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也必然会大大地提高其超越经验心而彰显超验心的训练效果。对经验心的建构与对超验心的彰显，乃是人类在经验层面的自我建构和从自我存在向本我存在的真实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