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临顶乾坤星辉/童旭东

二、五百年武学回望
　　
　　为什么要从近五百年谈起呢?
　　这里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中华武术的发展从南宋末期到明朝中叶这二三百年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元朝在中国存在了近百年，这期间是禁止民间习武的。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后，虽然民间习武开禁，但由于明确在乡试中增加骑与射，造成对武艺的追求出现专于骑射的倾向，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明朝中叶的万历年间。因此造成唐宋时期形成的武技，在这二三百年里大量的消失和严重退化。
　　其二是五百前年倭寇对明朝东南沿海的侵扰，以及抗倭战争促使了军旅武艺的复兴，此后武术演变的脉络总体上是清晰的，延绵至今。
　　其三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有关中华武术比较系统的论述大多是源自这个时期。因此，距今500年前是中华武术历经衰退后而复兴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我们要从近五百年前谈起。大约500年前的16世纪，因北抗后金、南剿倭寇的社会需要，促使中国军旅武艺得以复兴。俞大猷、唐顺之、戚继光和程冲斗，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剑经》、《武编》、《拳经捷要》、《耕余剩技》等著作代表了这一时期武艺研究的水平。
　　主要成就有：
　　1、在武学思想方面，戚继光提出了“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技术思想。
　　2、在武学理论方面，唐顺之提出“拳势”说，俞大猷总结出《剑经》，戚继光提出拳术技击要有“妙、猛、快、柔”与“知当斜闪”的能力。
　　3、在武学技术方面，俞大猷将拿法与步法结合一体，提升了枪法的技艺。戚继光总结汇编出拳术32式。程冲斗则汇集总结了单刀法选、长枪法图说和少林棍法图说。
　　俞大猷、戚继光、唐顺之、程冲斗等人的研究和论著，对后来武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从多个层面启迪着后来一批杰出武术家的武学思想和拳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这个时期，他们研究的重点是技法和相应的战术原则，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发现了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战术原则和技法规律。但是从武技本身的发展而言，这一时期对武技的认识以及当时对武技研究所达到的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有明显的不足。例如对武技的认识而言，以俞大猷著名的《剑经》而论，虽然该书对于棍法的总结达到空前的水平，但尚未涉及实现该书中所提出的战术原则应必备的技能基础，更未涉及如何提升自身技能方面的修习要则。此外，就对技击艺术的境界和认识而言，《剑经》尚属于有为之法，尚未触及到“无形无意，感而遂通”的境界。在其它几人的武学论述中也存在同样的不足。由于那时武艺要急迫应用于战场，造成对冷兵之类武技的训练必然是短期的，不可能做到精雕细刻。尤其对技击能力基础的研究以及对劲力的形成与作用规律的研究尚不深入。所以说，这一时期的军旅武艺就武技本身的技术发展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
　　17世纪，随着满清入关，禁止汉人携带和私藏兵器，造成武艺的表达由器械向拳术上演化，技击向养生上演化，并随着火器的普遍使用，阵战中冷兵器的作用逐渐被火器所替代，这也就造成原来以齐勇为特征的军旅武艺的技术内容必然向单兵技艺上演变。因此，朝代的更迭和武器由冷兵器向火器的进步，使武技向拳术演化、技法向单兵演化、技击向养生演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三大趋势。而吴殳、姬龙峰和陈奏庭是这一时期的代表。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有如下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对冷兵的理论总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满清政权的建立，一些前明的学者退隐江湖，客观上使得他们潜心致力于学理上的探求，对于武学的研究也是如此。吴殳(1611—1695)就是这时期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
　　明末清初之际，战乱频仍，国势危重。因此在南北文人中曾出现一股研讨兵学和崇尚武艺的风气，这中间属吴殳用功最深，成就最高。他数十年潜心其中，贯通古今，融会南北，有多种武学著作流传下来，于今天继续产生影响。
　　吴殳一共留给后世五种武学著作，即《纪效达辞》、《手臂录》、《梦绿堂枪法》、《峨嵋枪法》、《无隐录》。笔者曾研读过他的《手臂录》。《手臂录》是明末清初之际最重要的一部武艺著作。它上承戚继光《纪效新书》、程宗猷《耕余剩技》、程子颐《武备要略》等，不但记载了石敬岩、程真如等明末江南名家的枪法及其传授渊源，还对明代各家枪法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比较。
　　在对枪法研究的深度上，《手臂录》的确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他提出的“枪法圆机说”、“一圈分形入用说”、“枪法元神空中鸟迹图”、“枪根说”、“闪赚颠提说”、“脱化说”，以及“针度篇”、“枪法微言”等，揭示了枪法运用的基本规律，其中甚至蕴涵了某些技击运动的普遍规律。如他所提倡的“横中有直，直中有横”，以及他所提出的枪有六品中的“一日神化，我无所能，因敌成体。如水生波，如火作焰”。说明他对武技的体认已经达到相当精深的境地。甚至可以说吴殳在经验的层面上已经触及到中国武学之道的核心，“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一境地。
　　但是吴殳在武技上的成就主要还是在技法研究的层面，虽然开始触及某些劲力形成规律的探究，但尚不深入，主要表现在没有揭示作为外在的枪式与作为内在的心、意、气、劲的关系。因此对于他自己所提出的神化之品也就没有能力做进一步的揭示，以发现“因敌成体”现象的机理和形成规律。对于武学的这一核心问题他停留在经验感知的记录上。所以说武学的发展是有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对于武学的认识，一代人只能完成在这一时期可能形成的认识。
　　第二个特点是化枪为拳。导致对拳术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界。这时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姬龙峰(1602～1680)。在军旅武艺的领域里，拳术大多只是作为运用器械的基础，重在活动手足，以求身活、手活、步捷稳固而达进退得宜，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方法，并非用来表达武艺的成就。但随着清初对于民间武器的限禁和收缴政策，导致一些武艺家不得不以拳代器，用以自卫。于是在客观上促进了对拳术的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峰。姬龙峰原精枪法，随着清政府对民间武器的收缴，为了适应自卫的需要，导致他不得不研究徒手自卫技术。他通过深入研悟枪理，提炼出六合要则，从而以枪理来指导拳理，创编出以十大形为特征的心意六合拳。六合要则的出现，标志着对武艺的研究已经深入到探求劲力形成规律的层面。这对后来各派武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遗憾的是，姬龙峰没有任何武艺著作流传下来。因此，难以对姬龙峰的武艺成就做出准确的评价。从心意六合拳的技术结构上看，其劲力运用重在根节，其劲力结构尚不能满足根和梢同一的结构特征。由此可以看出，那时对于内外合一相互协同的认识与掌握还处于初级阶段。
　　第三个特点是武技开始吸收导引吐纳之术向养生健身的方向上发展。这一时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陈奏庭(1600～1680)。主要成就是他创编的陈式拳。陈奏庭以戚继光的三十二式为基础，并融合导引吐纳之术，创编了长拳十三式。该拳突出了养生健身的作用。同样，在被唐豪先生认为是陈奏庭所做的《拳经总歌》中，没有涉及到“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一武学的核心问题，也没有深入涉及劲力结构形成方面的论述，在这方面尚不及姬龙峰的六合要则深刻。但是陈奏庭将拳术与导引吐纳相结合的尝试，无疑对未来武学发展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陈奏庭的这一贡献，也对后来太极拳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自17世纪开始，武艺向个人能力上发展，拳术在武艺成就上的地位开始上升，以及武技向养生健身的方向上演化，不仅成为17世纪武术发展的三大特点，而且基本构成了未来几个世纪中华武术发展的大致走向。这一时期，武学研究的方向比16世纪有了重大转折，而且对武学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开始涉及到对劲力形成规律和人体内外相互关系的探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一探究尚处于初级阶段，认识尚不深入，更没有深入到对“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一武学的核心问题的探究上来。
　　18世纪的武术发展基本上延续着17世纪武术发展的这三大特点。随着武艺的单兵化、徒手化、养生化，导致技击技法的不断丰富以及对技法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拳术理论相继而生。突出的表现为对手眼身法步与相应的神、气、意、劲相互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和规律性的总结，尤其是已经关注到有关养生中中气与技击中神气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曹涣斗最终完成的《拳经拳法备要》，和苌乃周的《苌氏武技论》，无疑是这一时期武学成就的重要代表。
　　曹涣斗，生卒年不详。1784年最终由曹涣斗总结完成了历经近两个世纪，其间经过不断删改、不断补充的拳学经典《拳经拳法备要》，该书是18世纪最重要的拳学著作之一。对心法、手法、步法、身法的总结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该书所总结的手、足、身“一片射人”之法，揭示了冲法的原理。而该书所提出的“拳有身法焉、手法焉、步法焉，实为武艺三根本，根不备不足以精器械，欲精器械必先论夫拳”，更是揭示了拳法与身、手、步的关系以及拳法与器械的关系。尤其该书所描述的“手法则凭虚而入，不撄人之力，乘时而进，适中彼之疑，如僚之弄瓦，循环而无端，若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地；至于身法，重如泰山之压，轻如鸿毛之飘，悠扬处花飞絮舞，变换处活虎生龙；其于步法，且妙且玄，难以觅踪，亦长亦短，无能把捉，进则靠山，退则倒海”的技击境界，对后世拳法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启发。而曹涣斗描述的“藏神在眉尖一线，运气在腰囊一条”，以及“身益软，手益活”等，在阐明身、手、神、气的运作规律上前进了一步。对后来发展起来的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通背拳的技术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涣斗已经开始较为深入地探摸到劲力形成的某些规律，他不仅最终完成了《拳经拳法备要》，而且曾“漫游江淮两浙荆楚之间，阅人无数，与人较技，都无败绩”，是有着广泛实践经验的技击大家。因此，曹涣斗无疑是18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武术家之一。但是曹焕斗对武学的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具体技法的层面，其拳理偏重技法，对“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一武学的核心问题，还没有能够揭示其形成的规律。此外，对技击与内养之间的关系，也未能深入涉及。
　　苌乃周(1724～1783)的武学成就是通过《苌氏武技论》一书为今人所了解。但该书是在近两百年后的1932年由近人徐哲东收集并进行增删整理后加工而成的。整理者徐哲东承认该书的内容“简编错杂，文字讹误”，有些内容已经真伪难辨。所以该书中的一些论述不能认为一定就是苌乃周时期的成就。不过该书之缘起能够追溯到苌乃周，这差不多可以认为是可信的。因此该书大致上反映出清朝中期中原武技的特点与风貌。
　　1932年，经徐哲东加工整理而成的《苌氏武技论》一书，对心法、手法、步法以及劲力的形成与运用都有较深入的论述。尤其以中气论拳的研究，使武艺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苌氏武技论》一书中已有把拳术的根本归为中气的理论，然而苌乃周在书中对中气运用的论述皆为有意运气之法，未触及到“因敌成体”、“感而遂通”的武学核心问题。反映出苌乃周的武学认识与造诣尚未臻至境。尤其是有关如何培育中气的论述，都是有为之调运，其理与中气的体用机理实有偏差。因此，有关技击中如何运用中气的论述没能揭示出其正确原理。由书中所绘拳式可以看出，多有耸肩仰头之形，说明关乎其内的中气论与形之于外的拳式及身法之间尚不能统一。也就是说，苌乃周及其《苌氏武技论》尚没有在技击与养生之间找到最佳的结合点。但苌乃周结合《周易》阴阳之理、导引吐纳之术和中医经络之学，把武艺的研究深入到人体机能的层面，以及对手法、步法和身法的基本规律的探究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了一大步。虽然尚未探究到武学的根本，但这丝毫不影响期周成为18世纪中国武学成就的代表人物。
　　此外，吴钟(1712～1802)作为古典枪法的重要继承人，无疑得到了公认。六合枪与八极拳的结合，使古典枪法进入到一个新境界，并成为后来发展起来的通备武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龙邦(1713～1802)是姬龙峰武学成就的重要继承者和传衍者，为当今形意拳各个流派所尊崇。但由于无确切的著述流传下来，而且其传衍的拳式在其不同传人之间歧义甚多。就目前所见到的一些冠以戴龙邦名义的手抄本及拳谱，都属后人伪托之作，因此对其武学成就尚难做出确切评价。
　　马学礼(1715～1790)也是姬龙峰武学成就的重要继承者和传衍者，并作为河南一派的心意六合拳开山宗师的地位，至今尚未出现疑义。通过目前河南心意六合拳的技术风格，可以推测马学礼在心法、身法、手法、步法的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特点是四法一式，运用起来简明高效。与戴龙邦一样，马学礼的学术也无确切的著述流传下来，因此难以对其武学成就进行准确的定位和评价。虽然如此，戴龙邦和马学礼无疑都是18世纪对后世武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武术家。
　　18世纪，以曹焕斗、苌乃周、吴钟、戴龙邦、马学礼等人为代表，上承17世纪吴殳、姬龙峰、陈奏庭，下启19世纪董海川、杨露蝉、李能然、武禹襄、李云标、郭云深、黄林彪、宋世荣、张其维等。
　　随着火器在军事活动中的普遍运用，武艺在军事战场上的作用被极大地削弱，这从正反两个方面刺激武艺向深层次发展。一方面武艺家要想使自身的武艺仍能在军事战场上发挥作用，就要使自身武艺的技击效率提高到能够适应于电光火石的火器战斗中。另一方面，武艺退出以“齐勇”为归诣的军事战场后，有利于向提高自身单打独斗的能力上发展，以使武艺家们能够精益求精，并在此过程中向修身的旨趣上升华。两者都使得传统武艺在退出军事战场的主角后，必然向更加精深的技术上发展。在这一趋势下，经过了长达两百年的发展后，19世纪的中华武术逐渐走向高峰。
　　19世纪，随着对技击技法研究的深入，和对生理机能在技击中作用的摸索，对武艺的认识逐渐走向由博转约，突出地表现为由以往注重技法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注重对劲性的研究。这是武学研究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必然结果。造成个人的武艺特征与自身的先天条件结合的更加紧密，并通过不同的劲力特征表现出来。
　　主要成就如下：
　　1、在武学思想方面已经有了拳即是道的认识。开始出现了以中和为指导的武学思想的萌芽。这在李能然、郭云深、刘奇兰、宋世荣和车毅斋为代表的形意拳群体中表现的尤为突显。与此同时，以李云标、黄林彪为代表的通备武学逐渐传扬出“理象汇通，体用兼备，通神达化，备万贯一”的武学思想。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探究“道”、“中和”、“一”、“万”之间的相互关系，探究武学的最终究竟。
　　2、在武学理论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如武禹襄与其长兄武澄清、仲兄武汝清及外甥李亦畲等写了大量拳论，对劲力的运用规律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构建了太极拳理论的雏形。几乎与此同时，郭云深也把自己的实际经验经过不断淬炼，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他和他的学生孙禄堂共同创立的著名的“三层道理、三步功夫、三种练法”的武学理论，发现了劲力培养与进阶的规律。他们的理论成就，把曹涣斗的《拳经拳法备要》和苌乃周的《苌氏武技论》的理论成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3、在武学技术方面，经过董海川、杨露蝉、李能然、武禹襄、祁信、李云标、高占魁、郭云深、黄林彪、李亦畲、张景星、李存义、程庭华、郝为真、刘玉春、张其维等人的不断熔炼，集中地体现为八卦、太极、形意、通背、披挂、红拳、八极、戳脚、翻子、查拳等几大劲系。把千百种技法提炼为若干种劲性，无疑是武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但是对于如何形成“因敌成体”、“感而遂通”这一技击的核心问题，仍没有做出理论总结。此外，武学的终极究竟是什么?也就是武学最根本的道理和最终目标是什么?以及不同拳派之间在理论与技法上是否存在共同的基础或说规律?如何认识其中的相异?如何构建相互间的相通与相融?以及如何达到武学的终极究竟?等等一系列有关武学的核心问题尚未解决。以上提到的各代武学前贤，无疑都为探索上述这些武学的核心问题搭建了若干个重要的平台，但终究还未能系统地回答和解决武学这些核心问题。因为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武学理论与技击实践方面的长期积淀，同时还要出现一位兼有卓绝的武功、深厚的人文修养、高卓的眼界和巨大的创新能力的武学天才，只有这样的旷代俊杰才可能继往开来，完成武学终极究竟的探究，创造旷古绝今的成就。在此武学发展需要出现天才人物之时，幸运地出现了孙禄堂这位具有非凡天赋的、划时代的武学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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