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淡忘的高手--孙存周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激起全国的反日高潮，沪宁杭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尤为炙烈，人心浮动激荡。孙禄堂先生深感研传道艺武学已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当时社会也已不具备研传道艺武学的氛围与环境，于是，留下了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自己于当年10月返回北京，劝其北方弟子某（失其名）放弃绿林生活，率部参加抗日。在此之后，孙禄堂先生再没返回南方，一直在北京隐居。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职务完全由孙存周代理。
1932年1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江南大乱，人心惶惶。孙存周的同门师弟支燮堂的家被炸塌了一半，支燮堂多年来笔录的孙禄堂先生的教拳笔记大部分被烧，支燮堂冒死也仅抢出一个被烧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由于传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是一线固守上海，二线固守南京，镇江等地的江南地带将是一线失守后的战场。因此江苏国术馆的绝大多数董事，都不再给国术馆出资。而只靠省政府的一点资金是无法维持国术馆的开销的。于是，江苏国术馆于1932年3月底停办。国术馆教师只好各谋出路，胡凤山返回部队，马承智在此之前已返回霍丘，张熙堂去了四川，金氏父子及徐铸仁等回到南京，金一明去了中央国术馆。孙振岱则应熊式辉的邀请去上海警备部队教拳。孙存周则通过支燮堂的介绍去上海铁路局教拳。同时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请去教授消防队。江苏国术馆开办不到四年，终因日寇的战火而关闭了。 1933年10月，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首次进入全运会,成为比赛项目。国术比赛列有拳术、摔交、剑、刀、枪等对抗性比赛。孙存周的弟子肖德全虽跟随孙存周学武仅一年多，比赛中已表现出相当的水平，获得剑术对抗比赛的亚军。同月20日南京又举行第二届国术国考。国考结果，以同门师兄弟朱国福、朱国祯带出的学生成绩普遍最好。同年11月孙存周接到父亲的来信，要存周返回家乡。原来孙禄堂先生预知自己驾鹤之日，故催孙存周返乡。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数日后，有路人进村，一定要找孙禄堂先生的至亲，称在蒲阳河桥头遇见了一位叫孙禄堂的老人，孙禄堂托他把一个包裹一样的东西交给孙家至亲。这时孙存周正在村子另一头招待帮助办丧事的乡亲，听说了这事，以为是有人来捣乱的，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过去把那个人哄走了。等他回去把这事跟那些办丧事的亲戚一说，有人提醒到：“反正他是给你送东西的，又不是要东西的，不如你把东西接过来，看清楚是什么再说。”孙存周猛醒，连忙再去村外找那人，早已没有踪迹了。孙存周觉得事情非常蹊跷，联想到父亲走前要他去户外烧纸的事，越想越后悔。孙禄堂先生个人的武学造诣已臻拳道合一，修道成真之境。这种造诣是今天的科技水平难以作出准确诠释的。记述这些并不是宣传封建迷信，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目前尚难解释的问题和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笔者只能实录。仅就孙禄堂先生的技击造诣而言，在当时的武林中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的。孙存周也仅仅得到父亲的一部分传授。孙存周自称未及父亲造诣的十分之一、二。仅就武学技能而言，孙禄堂先生的点穴、神行术、弧形剑等皆未能传授给孙存周。但作为孙氏武学体系的大要，孙存周还是基本继承了下来。孙存周对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和孙氏太极拳以及孙门短兵中的纯阳剑、八卦剑、太极剑、雪片刀、八卦七星杆，长兵中的八卦奇门枪、六合大枪、方天大戟等皆掌握精纯，功臻化境。孙存周中年后尤其对三拳、三剑、雪片刀、七星杆研究较多，极有心得。大枪的造诣亦深。孙存周曾双手各持一条两丈来长的大杆置于一个被贯入地下的木楔两侧，一抖之下，可将木楔拔出。孙存周手持一条大枪能将埋入地下的地砖粘拿出来（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次在定兴孙存周与人较量大枪，仅一个拦拿，就将对手挑上房顶，随之又将对手接下，不伤其分毫。由于时代的变迁，拳术与长兵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发生了更迭。在过去冷兵时代，武艺主要体现在器械和骑射上，拳术仅是其基本功的一部分。
因此在冷兵时代（1860年以前），拳术总体上都是为使用器械作基础的。由此决定了那个时代拳术的技术风格和技术特点。1860年尤其是1900年后，西方火器的威力使中国武术界不得不重新认识武术的功用，长冷兵器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而短兵与拳术反倒可以与火器互补，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拳术与短兵的研究日益精深，尤其是对拳术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拳术从冷兵时代的武艺基础的地位，经过不断的淬炼已上升为武艺成就的最终体现。在拳术的技术风格与训练体系上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孙禄堂先生的道艺武学体系的出现更使拳术由一种技能升华为一门可以参证传统哲学的修身的学问，将拳术的功用发挥到极至，成为与文一理互补相通的武学。孙存周努力继承父亲的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将武学传承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完善人格、淬炼精神与变化气质上。在技术上孙存周利用大枪一类长冷兵的训练方法反过来启发拳术的练习，使冷兵时代武艺的最终表现形式的大枪，变化为拳术训练方法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了由枪悟拳、由枪悟剑等做法。 1934年孙存周在北京与其妹孙剑云在家陪伴母亲，这年母亲也去世了。孙存周返回上海。
1935年10月，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调整了国术比赛的项目，保留了摔跤和射箭项目，取消了拳术和长短兵的对抗性比赛，而改为国术表演赛，并且表演比赛不分门派。所以，这次国术比赛对评判员的要求很高。国术比赛共聘有十位评委，孙存周得列其一。这次大会期间，有蒙古摔跤手前来表演摔跤，并在场外与内地的摔跤手进行了五对五的交流，结果包括宝三、卜六等内地名跤手全部失利。次日肖格清的次子肖德昌（与其兄肖德全同为孙存周的弟子）闻信找到蒙古摔跤手驻地，请与其跤手交流，双方盘走数遭，肖德昌突以虎扑进身，当即将对手击卧于丈外，一时竟未能起身。其他蒙古摔跤手见状皆怒，便不再与肖切磋。后经官方交涉此事才得以平息。这一时期，孙存周以他自己的方法教了一些学生，如肖德全、肖德昌、董岳山等，他们进步迅速，实战能力强。尤其是董岳山，很有天赋。孙存周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这点东西恐怕以后都得交给他。”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起宛平事变，随即攻占北京。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孙存周身在上海甚为北京的家眷担忧。于是乘车准备北上。当时车站人员十分拥挤，孙存周见一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挤不进车去，急的那妇女直哭。于是放下手中行李，双手各抱起一个小孩，命那妇女紧随其后，排众而前，把那妇女及两个孩子送上火车。待回身取自己的行李时，竟有人趁车站人多嘈乱将孙存周的行李窃去。好在车票尚在衣服里，总算登上火车。火车行至途中，遭日军敌机轰炸，铁路被毁车不能行。孙存周徒步行至镇江，在师兄弟们的帮助下，辗转返回北京。孙存周返回北京后见家人无恙，心中稍安。这时，孙存周的长子孙保和已在黄浦军校毕业，随军赴上海参加八.一三对日作战。这使孙存周很是骄傲。日酋闻知武术大家孙存周回京，几次登门拜访，请孙存周教授武艺，孙存周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名，坚辞不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防止给家人带来意外，不久孙存周又离开北京，去定兴孙振岱家居住。在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甘愿忍受饥贫，枯守不出，常年隐居在乡下，教授乡人武技，用以自卫。抗战胜利后闻知长子孙保和在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炸弹所伤，壮烈牺牲。孙存周手扶遗物，慨然曰：“不辱家风。”儿子死时是特务营代理营长。不久得知爱徒董岳山也已经去世了。这些事使得孙存周深感悲哀，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老泪独流，两鬓添白了。
1946年，孙存周去上海看望故旧，不久，孙存周返回北京，隐居家中。后经故旧请托，孙存周去祖家教授其两位公子。然而其女公子祖雅怡对拳术的爱好胜过其两位兄长，练拳最为认真刻苦，加之作风泼辣，顽强好胜，性烈胆大，完全不似一女子，令孙存周刮目相看。故所得尤多。
1949年北京解放，这时孙存周早年的许多师兄弟被政府逮捕镇压，这使得不懂政治的孙存周非常不解。尤其是孙振岱的被捕，对孙存周的情绪影响很大。抗战期间，孙存周曾在孙振川、孙振岱家居住，知道他们都是抗日的。孙存周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因此解放后虽然中央体育工作部的有关负责人如田镇峰等数次登门造访，请孙存周出山，但皆遭拒绝。孙存周每日作画练拳，教授生徒，神情悠远，精神清砺，生活贫朴清雅。常去北海团城与故旧秦奉之、雷师墨、汪孟书等玩味拳艺为乐。北京武术界闻知，登门请益者甚众，如李敦素、刘正帮、吴子珍、吴图南、胡耀真、陈发科、唐凤亭、唐凤台、王芗斋、许延增、陈子江等，无不惊服其艺。形意拳名家陈子江为尚云祥的顶门大弟子，也在北海练拳。闻孙存周之名，于是去看孙存周练拳，然而每次孙存周都只练太极。陈子江看不懂，常在背后褒贬孙存周。孙存周听说后笑笑，当作不知。一日陈子江到孙存周家造访，见孙存周又在打太极拳，于是问道： “你的形意、八卦都忘了吗？”孙存周戏言道：“是”当把陈子江让到屋中，陈子江又问：“你这太极拳能用吗？”孙存周坐在沙发上说：“试试吧。”陈突然进身，欲将孙存周击卧于沙发中，孙存周以孙氏太极拳之三通背之托挑，将陈子江扔置于沙发后。陈子江起身后，进步再打，孙存周以孙氏太极拳中白鹤亮翅之裹送手法，将陈子江凌空提起，塞进墙与书柜的夹缝中。戏问曰：“能用吗？”陈子江点头认输。以后陈子江在吴子珍处讲出了这件事。又如大成拳创始者王芗斋，闻孙存周在北海团城练拳，于是前去造访，王芗斋谈其拳术时，谓之郭云深独传。孙存周知道形意拳一向不认王是郭云深的弟子，于是说： “那你就使使吧！”王芗斋作势待机，孙存周从容迎上，仅于一搓之中，将王芗斋击扑于地。秦奉之等连忙将王芗斋扶起，王芗斋羞败而去。此后，王芗斋常去孙家拜访，知道孙存周好喝酒，经常带去一些他自腌的小菜，并以兄弟论称，一谈就是半天。又有太极拳名家吴图南，是吴鉴泉、杨少侯的弟子，又曾拜于张策门下，为当时武术界风头人物。一日，吴图南到孙存周家造访，欲与孙存周试艺，孙存周不置可否，吴图南一边演示其拳，一边走近孙存周，突发一手，孙存周轻轻化开，吴图南随之又发一手，孙存周一搭一送，将吴图南扔置隔墙下，轰然一声，惊的隔壁孙存周的夫人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赶快过来查看。这时孙存周把吴图南拉起来说：“还试否？”吴图南话也没说就告辞了。孙存周的武艺超逸群伦，但因解放后远离武术界，故在那时年轻人中知其名者不多。孙存周晚年很少与人试手，怕无意间伤人。即使偶尔玩玩，也不露真功夫。但是据上海见过孙存周功夫的老人们讲，孙存周的内劲令人惊骇。上海国术大赛结束后不久，孙存周在杨世垣家与中央国术馆的教师郭世铨切磋，郭世铨练少林和拳击，以体力好、身手快著称。孙存周让郭世铨在地上画一个3米左右见方的框子，孙存周和郭世铨都在框子里面，孙存周让郭世铨任意进攻，只要被郭沾身，就算孙存周输。结果直到郭世铨扑腾不动了，也没有碰到孙存周一下。郭世铨称赞说：“你的身法真够快的。”这时其他人都看着郭世铨笑。郭世铨有些纳闷，于是有人让郭世铨脱下身上的衬衣，郭世铨脱下衬衣一看，这才大惊失色，只见衬衣后面就象墩布一样成为一条一条的布条。原来，孙存周每次闪避的同时就在郭世铨的身后捋一掌，郭世铨后背的衬衣立即随着孙存周的掌锋裂开。由于孙存周不想伤着对方，所以力道只用到表面。如果力道用的稍微深一点，就早把郭世铨开膛了。于是众人惊服孙存周不仅身快如电，而且手利如刀。又据《大众日报》社记者张西可讲，他去河北定兴县采访时，有几位80余岁的老练家子回忆当年孙存周能够让落在手指上的苍蝇不能飞，又能击人不见其动，而对手就已经倒了。可谓传神。
1956年师弟支燮堂从上海来看望他，鼓励孙存周总结家学，在训练方法上能有所发展。这也是孙存周一生的夙愿。正当孙存周着手准备这项工作时，武术界反真功夫运动开始了。这使孙存周很不理解，武术不练真功夫，那练什么呢？不久看到从狱中出来保外就医的孙振岱，由于多年的牢狱生活已经面目皆非。不久就病故了。这时又从上海传来噩耗，师兄姜怀素被镇压枪决。同时，北京的爱徒祖雅怡家被查抄，其兄被镇压枪决。一连串的事件，使孙存周心灰意冷，并产生极大的抵触情绪。当在国家体委工作的李天骥带着摄影队，要给孙存周拍摄练拳资料时，当即遭到孙存周拒绝。孙存周说：“我就是把这身功夫烂在棺材里，也不会传给你们！” 解放后，使孙存周略感安慰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孙存周的两个爱徒张烈、张亚南兄妹都考取了大学。另一件就是结识了习仲勋、齐心夫妇。孙存周感到这一对共产党人与众不同，为人谦和淳朴，尊重传统，很富有人情味。孙存周与习仲勋夫妇相识，并不是通过官方渠道。那时孙存周在北海团城练拳，习仲勋夫妇从中南海后门出来散步，顺便也去团城那儿走走，发现孙存周这个老头气质超凡，打的拳也与众不同，于是就跟在后面学着比划。孙存周见他们穿戴都是大干部模样，后面还跟着警卫员，所以并不跟他们多说话。但是，奇怪的是从此以后他们每天都来。尤其是那位女同志几乎一天不拉。这样就逐渐交谈起来，感到相互投缘。以后习仲勋和齐心夫妇还经常把孙存周请到家里去做客，对待孙存周象对待老师一样尊重。孙存周感到习仲勋夫妇没有架子，为人诚恳，于是双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而到了1962年，康生利用小说《刘志丹》死整习仲勋，习仲勋在北京消失了。这使孙存周失去了他唯一的共产党的朋友。孙存周为此心情非常沉重。于是，告别了家人，只身去上海看望故旧老友。孙存周在上海住在支燮堂家，与周仲英、周锡琛、章启东、叶大密、褚桂亭等经常聚会，众人对孙存周内劲之精奇、身手之矫健无不惊叹。称孙存周有百岁之兆。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孙存周对大家说：“我这次来是跟你们道别的，明年我儿子一结婚我就要去了。”众人听孙存周这么说以为是开玩笑。但是又见孙存周说这话时表情庄重，不象是戏言。其实这时的孙存周已经是万念如灰。孙存周晚年对自己的真实功夫深藏不露，即使是他多年的弟子也大多不知其艺之深。这次来上海与当年的老友们相聚，一时性起才表露一、二。一次支燮堂的长子支一峰问及内劲，这时孙存周坐在椅子上让支一峰摸他的手臂，孙存周的双手搭在椅背儿上不动。支一峰感到有一股强烈的麻唆之感穿流而过，致使支一峰根本无法握住孙存周的手臂，这使支一峰深感惊讶。又一次谈起轻功，孙存周讲龙形就有练轻功之效。并表演龙形的轻身效果。只见孙存周跳龙形时，腾身而起，置于空中片刻，随即缓缓下落。观者无不惊诧。当时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顾留馨听说孙存周来上海了，非常兴奋，立即发了张海报称： “武术大师孙存周明晚来体育宫表演拳术等。”顾留馨把海报发出去了，是想以木已成舟的方法*着孙存周表演拳术，可是他那里知道孙存周的脾气。第二天顾留馨找到褚桂亭，要褚桂亭请孙存周晚上来体育宫。褚桂亭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面子，办这件事你只能去找伯龄（叶大密）。”于是顾留馨又急急忙忙地找到叶大密，要叶大密请孙存周晚上一定来。叶大密对顾留馨讲：“晚了，存周已经上火车了，我刚送走的。”原来海报登出来后，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孙存周，孙存周一听，二话没说，对支燮堂讲：“给我买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越早越好。”支燮堂本来就是上海铁路局的，买张火车票不成问题。褚桂亭一听孙存周已经走了，就埋怨起顾留馨：“你不这么瞎闹，存周本来是要多住上两天的，我们也能从他那儿多掏点东西。你这一闹，人家走了。”为此顾留馨对孙存周意见很大，认为孙存周是故意给他难堪。其时春风得意的顾留馨哪能理解孙存周这时的心境。
1963年8月，孙存周突然感到心口郁闷，孙保亨是大夫，判断父亲是心肌梗塞，于是叫来汽车把孙存周拉到北大医院，车里没有空调，非常闷热。车子一到北大医院，孙保亨跑下车去叫护士。孙存周嫌车里闷热，就自己下了车，往医院走。女儿过来要扶，孙存周挥了下手说：“不用。”话音未落，刚一迈台阶，就轰然倒下。等孙保亨叫护士抬着担架出来时，孙存周已经去世了。孙存周，这位一代武学大师就此成为绝响。孙存周在这以前没有犯过心肌梗塞。因此家里没有心肌梗塞的处理经验。孙存周的突然去世，其主要原因是自解放以来尤其是习仲勋下台以来，孙存周的心情非常郁闷，经常喝闷酒，影响了健康。另外就是儿子结婚这几天，北京闹病毒性流感，孙存周喝酒较多，体力下降，得了病毒性感冒，诱发了心肌梗塞。因此孙存周的去世不是无疾而逝。孙存周去世后，武林中对孙存周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传闻和说法。孙存周一辈子我行我素，刚直不阿。得罪的人确实不少，加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背景不同，所以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有人故意贬低，有人无端造谣，当然也有实事求是者。笔者认为比较公道的评价是上海叶大密、褚桂亭等人的评价。据叶大密的弟子金仁霖介绍，叶大密认为：孙存周有古侠遗风，气质超拔，是近代武林中非常罕见的武学大家。其武功成就不在同时代任何人之下。褚桂亭认为：孙存周的技击造诣是同时代的其他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笔者认为叶、褚二位都是近代武林中的著名人物，他们不仅与孙存周相知较深，而且在近代武林中见识广博，此外又非孙门传人。所以叶、褚二位的评价是比较客观中肯的。此外，孙存周的学生张烈认为：孙存周的气质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他的人生偶像。孙存周高超的武艺更为他平生仅见，而孙存周对他的教导不仅仅是武术，更多的还是在做人做事上。张烈回忆说：“我年轻时好斗殴打架，到后来已经不是为自己打，而是为别人打，谁有事都来找我去打，差不多快成为打架专业户了。孙存周知道后对我说：‘我不希望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个打手。’就这一句话，我从此不再打架了。和我一起打架的那些人后来都被劳教了，而我能考上了大学，孙存周的那句话起了很大作用。”张烈又说：“ 孙存周在教我练拳之余，还经常给我讲一些寓言一样的故事和做事情的原则、道理。比如，我大学即将毕业那年，孙存周在我练拳休息时在一个烟盒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天下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历，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我看后印象很深。那时我面临毕业分配，确实需要有人在虑、行、谋、断上给予指点。孙存周写这些时，好象是漫不经心的，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终身难忘。后来我琢磨着孙存周讲任何道理，就象他教拳一样，他认为你现在需要明白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把点破这个道理的话告诉你。”张烈又说： “虽然孙存周少一只眼，但那真是个帅老头，一举一动，那股精气神绝对与众不同。走在大街上就是不一样。我们往他身边一站都觉着骄傲。” 一个能令他人感到骄傲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书写的。一个能令他的同行肃然起敬的人，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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