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速腾

　　提起陈式太极拳的近代发展，现在一般都从陈发科1928年进京说起，但发科公当时授拳的具体情况，以及早期授教于哪些弟子，媒体上却鲜见介绍，仅在洪均生先生的回忆录、田秋茂先生的博客、北京陈式太极拳研究会的部分文章中提到过一些早期弟子的名字，如：刘子成、刘子元、许禹生、李剑华、刘慕三、杨益臣、李鹤年、刘亮、赵仲民等等，具体情况也未尽详述。了解陈发科在北京早期传授老架以及1940年代后传授的拳架之间的过渡情况，对于研究陈氏太极拳的发展很有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段史料加以进一步的挖掘和探索。

　　笔者在西安市兴庆公园曾看到有人练一种和现在陈照丕传授老架相似又略有不同的陈氏太极拳，从练者那里了解到，他的老师白悦本是陈发科早期弟子杨益臣的学生。此套拳是抗日战争期间，杨先生从北京迁居西安后传授的陈发科1928年所教的老拳架。

　　这一情况让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如果通过详细了解杨益臣先生，是否有助于弄清1928年～1940年这个时间段陈发科先生授拳的具体情况呢？

　　2008年5月，我专程到北京拜见了田秋茂老师，田老师支持我探求和挖掘杨益臣先生的情况，通过田老师的介绍和联系，我有幸在京见到杨益臣的弟弟杨德厚先生。杨德厚先生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的机电设备专家，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开始学拳于杨益臣，后随兄学拳于陈发科先生，文革后期在北京月坛公园陈氏太极拳辅导站义务授拳多年，现为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荣誉理事。德厚先生已九十高龄，但精神矍铄，通过对他的拜访，较多了解到杨益臣先生的一些情况，以下是笔者与杨德厚先生的谈话记录：

　　我二哥杨益臣（名德福）生于1904年，卒于1959年。我们家是满族人，隶正黄旗，先祖杨古利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额驸（女婿），军功卓著，封超等公、武勋王（见《清史稿》卷226列传13）。我家历代都有习武传统，我小时候家境较为殷实，我父亲要求我们要从小习武。家中有习武的院子，有石锁、杠铃、靠墙架子上放着刀枪弓箭等，我家当时住在西单商场后面的前马馆胡同一个大四合院，里面有正院和东西两个跨院，离长安街很近。

　　我们家兄弟五人，我行五，哥五个从小都喜欢练武、三个哥哥都在北京电报局工作，电报局主管叫刘慕三，无锡人，是吴式太极拳宗师吴鉴泉的高足，学习吴式已有二十多年。刘当时约五十岁，吴式和杨氏太极拳都打得很好，在北京很有名，对国术非常痴迷，每天带着电报局的十几个人练拳，我二哥杨益臣和李鹤年（字曾耆，我三姐夫）就在其中。我二哥和李鹤年起初随刘慕三学习杨式和吴式太极拳及推手，我二哥在十几个人中学得是最好的，刘慕三常带着我二哥去西斜街国术馆，找馆长许禹生推手（许行意拳、吴式和杨式太极拳都很好，常和刘慕三一起切磋）。刘知道太极拳是从河南陈家沟传来的，一直想去陈家沟看看，但苦于无暇终未去成。

　　1928年听说河南陈家沟有人来了北京教拳，刘慕三就让杨益臣去打听，得知来人叫陈发科（字福生），刘慕三很高兴，对我二哥说我知道太极拳都是从陈家沟那里传来的，过去秘不传外，我们能不能将陈福生先生请来给咱们看看陈家拳是什么样。这时候李鹤年就自告奋勇说：“我去”，坐着刘慕三的汽车，去请陈发科了（陈发科当时是由陈绩甫推荐来京教拳的）。陈发科到了刘慕三家中，寒暄一下后，就在院子里演示了一遍陈式太极拳。一路和二路连着打完后，刘就派车将陈发科送回中州会馆（骡马市大街）。当时在刘家有十几个人，送他走了以后大家都议论纷纷呢，说这是太极拳吗？太极拳舒展缓慢，以柔克刚闻名。一套拳怎么也得二十分钟，这二路拳打完，也就不到十分钟，不对吧，这个人其貌不扬，言语不多，练拳时又震脚、又蹦跳、还有出声。一开口说着 “我不中”，这么个木纳人。练得对吗？这时有人说这不是太极拳，这是民间拳术。这时刘慕三讲：“你们没注意，动作虽然快,却是旋转的圆;虽然有发劲,仍然是松的，且发力有声，脚下有根，这个人打完拳后不吁不喘，面不改色，这个人有功夫。可能就是真正的陈家拳，我们既请了人家来,便应学下去,等学完拳式,再请教推手。如果比我强,就继续跟他学，先看看再说吧”。这样就定下来学了。于是叫人去陈发科那讲好，每人每月2块大洋，有的人嫌贵，不想学，刘慕三讲：“这个拳好值，以后你们练久了就知道了”。

　　大概1928年下半年晚些时候开始学拳的，第一批学拳的人大约有十个人左右，都是电报局的。我只记得有刘慕三、杨益臣、李鹤年、刘亮、赵仲民，罗迈敖等人。那时学的叫大架子和现在架子不太一样，很简洁，没有三换掌、退步压肘、中盘等一些招式。

　　听我哥讲，刘慕三先生学完一路后，单独请陈发科老师教其推手。我二哥他们都认为：刘慕三习练吴式太极拳已有二十多年，拳法在北平武术界很有声望，与陈发科推手应无太大差距。一接手出乎大家意料，刘慕三步法大乱，跌跌跄跄，如同三岁小孩被大人拨弄，而且关节的韧带被挫伤，疼了好长时间。陈发科事后说：“我太大意了。刘先生有一点顶劲，以至失手”。从此大家都不敢请陈发科教推手。陈发科笑着说：“只要松开转圆，便能化解，我和你们试着推，注意些是不会有什么损伤的。”

　　开始时，陈发科每星期到新华门对面栓马桩胡同刘慕三的家中来教一两次。平时我二哥每天早晨都到中州会馆跟陈发科老师学拳。早期除了电报局跟陈发科学拳的人外，在此之前还有几个人（包括刘子成、刘子元二人，陈发科初来北平时，就住在他家里。他俩原来跟陈绩甫未学完拳，陈去南京后介绍陈发科来京，替他继续教那些未学完拳的一些人，这些人大都坚持得不太好，主要是做生意的老板，忙一些，用心练的不够）。

　　我插话问杨德厚老人：洪钧生先生是不是当时一起学的？他讲：洪均生学拳比我哥晚两年，后来电报局学陈氏太极拳的人多了，刘慕三又忙经常到中州会馆练拳不方便，就每次派车接陈发科到家里来教拳，洪均生在这时候开始学的，而沈家桢、赵炳南（北京数一数二的骨科专家）则是更晚一些时候开始学的。

　　后来洪均生跟我讲：“我最佩服的人是你二哥，他的拳在我们那批人里学得最好”。洪在济南教拳出名后，还叫他的徒弟到西安专门找过我二哥捏拳（纠正拳架），我哥当时在长安韦曲电报局上班，那时报务部门保密，所以没找到。

　　我二哥离开北京时，让我去跟洪均生习练推手，洪均生开始学拳时身体不太好，家住在宣武门外，三几年的时候我就去过他家，一进门就闻到满屋的中药味，到处都药罐子，他后来练太极拳把病治好了。他也是早期学的较好的人之一。

　　陈发科刚到北平后，常去天桥看别人练各式拳、摔跤、中幡，对于他后来改创拳架，有很大的帮助。

　　当时因我们家境好，我哥经常叫陈发科到家来吃饭。陈发科教拳过年不能回家，老伴回河南老家时，我哥哥就把陈发科叫到我家来住，我们家房子多、还雇人帮忙，生活很方便。李曾耆也常到我家来陪陈发科，有一天大家聊天，当时我家正厅里有个八仙桌，两边各有椅子，陈发科和我二哥坐两边，李鹤年就对陈发科讲有人要是出拳特别快怎么办，陈发科讲，我坐在这儿你使劲打我一拳，李鹤年说好，上来就是一拳，我们都没看清就见李鹤年背向后飞了出去，眼看着就要飞出门外了，只见陈发科从椅子上一个箭步过去，李鹤年背刚挨上门帘就被陈发科抓了回来了，完了大家都不知怎么回事，李鹤年脸都都吓白了。他后来说：“出拳明明打到陈发科身上，只觉一空，像落在棉花一样，人跟着就飞起来了，真吓死我了。明明我先飞出去，可陈师从椅子上起来抓住我，比我飞出去还快，真服了”。

　　陈发科在我家时，我们都看见他闲了就练拳，走和坐着都比划，他时刻练拳不放松，以至于听劲的灵敏度极高，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只有一挨上他就会被他放出去。所以李鹤年被打飞出去就不奇怪了。

　　因为人出了名，经常有人找他比试，像天桥的沈三，还有当初要找陈绩甫比武未成的李氏三兄弟，都是山东大汉，结果到陈发科住处，一比试，人就被打出去了。可陈发科武德高尚从不对外炫耀。北平许多当时有名望的人，如京剧武生泰斗杨小楼、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民国大学的教授李剑华、沈家祯、都因慕名而拜访，一比试就被折服，都由钦佩到后来转而跟他学拳。凡是和陈发科比试的人，最后都变成朋友。由此可以看出陈发科人品和武德。

　　那时我二哥每天骑自行车中州会馆学拳，早晨5点就到了，这时陈老师已经练完了，每次都是我二哥先练上一会，陈发科才给他讲，陈师先演练一遍，然后再讲哪儿练得不对，纠正架子，最后才教招式的应用。我二哥练拳时，陈师坐在椅子上看着，抽着水烟袋，练完后，才说“那中”，“那不中”，看你的劲在肘上还是腰上，推手怎么用，你的气沉没沉下去，腰转得对不对，虚领顶劲够不够，手把着手教，很耐心。

　　那时练拳时，陈发科的长子陈照旭（字晓初）和我二哥拳和推手练得最好，后来洪均生拳也很好。一起学拳的人就说：陈照旭年龄小拳还打得好是陈老师有秘诀，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二哥去学拳时，早晨5点就到了。可陈发科都已经打完拳（他起得很早，五更天就起来练了，每天早上最少二十遍）。只见陈照旭还在打，陈发科对大儿子要求很严，每天很早就把他叫起来。当时幼子陈照奎还小，只比八仙桌高一点。

　　陈发科对谁教拳都一样，一视同仁，从不藏着，陈发科的武德在北京武行中都是交口称赞的。陈发科常说：“不保守，还教不会、学不好，为什么还保守呢？”对大家每问必答，而且详解动作的作用，如掤、挤、按是什么着法，同时为做示范动作，数十次不厌其烦。当时北京教太极拳者，都是教完一趟拳后，便教推手，据说是为了从推手中求得听劲以至懂劲。陈发科教完一路，必定练过半年以上，才教学二路，而且不早教推手。陈发科说：“推手是对抗的初步功夫，也须在学拳时便明白什么动作是掤挤按，采挒肘靠，怎样运用和怎么随化，拳的功夫不足，说也无用。”

　　我们家哥几个当时都跟陈发科学过拳，真正学的好，又天天去陈发科家的只有我二哥。那时，在早期学拳的人中数我哥最用功，最刻苦而且拳也学得最好。我二哥与陈发科性格相仿，所以陈很喜欢他。常叫李鹤年向我二哥学习

　　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同日军激战时，很多重要部门都紧急迁走了。我二哥、三哥、三姐夫撤到西安，而家眷仍留在北平。我高中刚毕业就留了下来帮助家里。那时我二哥他们在西安都是通过陈发科认识的会馆的商人，把挣的钱带回北京来供家用，和陈师之间一直有信件来往。我哥还叫我常去陈老师家看看。

　　那时，电报局第一批学拳的人都撤离北平了，陈发科没单位也就没走，靠留在北京继续教拳为生，一段时间生活较为拮据。四几年时陈发科曾给我二哥写信，想来西安教拳养家，我哥回信讲河南陈家沟逃难来西安教拳的人很多，而且在西安教拳收入也不如北京，陈发科就没有来西安。

　　我二哥1937年到西安后，在西安韦曲电报局时，教过一些人拳，其中一个叫“铁佛”的和尚最为出色。抗战胜利后，西安电报局迁回西安城内，我哥还在莲湖公园教过一些人。我知道陈照旭刚解放时曾到西安找过我二哥，并在我二哥家住过。

　　我上大学和工作后，因种种原因就没能好好练拳，比我二哥差太远。文革后，1972年我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没事就到月坛同雷慕尼一起练拳，后来我跟雷慕尼也改成现在架子了。我所知道的情况大概就这些，其余的情况你可以回西安了解。（待续）

　　附录：关于本文图片的说明：此照片系杨德厚先生提供。上世纪九十年代，杨德厚先生去济南看望老友洪钧生，谈及当年学拳之事，无限感慨。杨先生讲：家中当年与陈师信件照片，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并遗失，甚为遗憾。洪先生讲：他还幸存一张，并翻拍送给杨先生，照片后边留有洪先生的文字说明，其中在杨益臣名字旁注：“学的最好”四个字。

　　洪均生先生在照片背面的文字：一九三二年冬与陈福生师刘慕三师及同学杨益臣等合影。前排右端为赵仲民、陈照旭（字晓初）、中间坐着刘慕三（无锡人）、刘旁为陈师及师妹豫侠（年九岁）；后排为张教师（汇文小学）、洪钧生（年二十六岁）、杨益臣（学的最好）、末为刘亮。我从三〇年跟陈师学艺，曾照过两次合影，首次为三十余位同学所照，其中以李鹤年、赵仲民较熟，能记起姓氏者有萧云良、都绍虞，都已小楷在照片中记上同学名字，惜此照久已轶失；此照片系我学拳两年后所照，曾被裂成两半。从我鼻端一分为二，为此十年动乱中未被抄去，经李学刚补缀重拍，其中师友共九人，否则难藏幸存。劫馀残影，观之当有无限感慨。洪钧生记 时年八十有七

　　笔者返回西安后，有幸找到了杨益臣的长子杨家琳先生（原西安未央医院院长，已退休）了解到一些情况，家琳先生提供了家谱和《清史稿》的有关记载。限于篇幅，以下仅为部分谈话内容。

　　杨家琳先生讲：我父亲1928年从师于陈发科公学拳，以后终生练拳，直至病故从未间断。我母亲讲过：北京名医赵炳南学拳于陈发科还是我父亲介绍的，那时我父亲找赵炳南看病，得以相识，后成朋友。赵医生后来讲：“杨益臣一脱了衣服后，看这身腱子肉就知道是练过功夫的人，开刀后皮下没脂肪，都是肌肉”。我父亲和他非常要好，专门介绍他跟陈发科学的陈式太极拳。

　　1937年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侵华战争打响，北京电报局决定紧急内迁，大家痛恨日本鬼子，都不愿意留下来给日本人做事。父亲的同事张瑄，先到的西安，他给父亲写信，说西安安全还不错，叫他们来。那时刘慕三、杨益臣、李鹤年、刘亮等一批人随着设备撤出北京，开始西迁，刘慕三到太原后就被留了下来，就没往下走。在过黄河时，车队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死了很多人，停了下来，刘亮这时染上急病，因医疗条件差，病死了。父亲他们一行渡过黄河，来到了西安。鉴于当时抗战形势，为了安全，西安电报局从城里搬到在长安韦曲离西安城南约十几公里的杜公祠附近。我父亲从1937年至1945年抗战期间，一直在那里任报务员工作。

　　我父亲到西安韦曲后，每天坚持练太极拳从不间断，当地有个庙叫牛头寺，里面有个青年和尚（法号仁义）外号“铁佛”，自幼习武，很有功夫，比较气盛。一日他看到我父亲练拳，他没见过，问练的什么，我父亲说太极拳，他说这也叫拳，要和我父亲试手，没想到一交手就被捋了个大跟头，于是他非要拜我父亲为师。我父亲讲学拳可以，以后可不许惹事，后来大家都称他为“仁义和尚”。 仁义和尚跟着我父亲在韦曲学了好些年，他学的最好，每天练拳一二十遍，一震脚庙里房梁上的土都掉下来，地下的砖都碎了很多，很有功夫，后来庙里主持都不许他在屋里练拳了。

　　1945年电报局搬回到西安城里，我父亲在莲湖公园练拳，他们单位一些员工和外边的人跟着他学的就很多了。那时西安有很多从河南陈家沟和赵堡镇来的人，得知我父亲是陈发科的徒弟后，常来请教，当时较有名气的有陈立之、陈熙照、陈敬平等，他们都很敬佩我父亲，多次跟我父亲的学生说过，我父亲拳打得好，到底是陈发科教的，就是不一样。

　　我记得1947年的一天，我父亲的几个学生跑到我家讲，说革命公园最近来了个高手，这么些天与别人推手无人可敌，把不少人都摔得够呛，有人联合起来要找他寻事。我父亲说这不行，我去看看，就带着我和徒弟去革命公园了。远远就看见一群人轮流和一个穿着蓝大褂带着帽子的人推手，我父亲一看这不是“仁义和尚”吗！他什么话也没说，走到仁义和尚背后，咳嗽了一声。仁义一个激灵转过身看见我父亲，规规矩矩低着头喊了声“师傅”。我父亲讲：以后不要到西安来推手了，快回去吧。仁义和尚听罢，什么也没说，给我父亲鞠了个躬，转身就走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这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父亲让徒弟都喊他“老师”而不是“师傅”，只有这个仁义和尚例外，我当时还很奇怪。当时与“仁义”推手的人中如铁路上的李尧、屈广斌等后来也跟我父亲学拳了。

　　陈式太极拳名家第十七世传人陈子明的徒弟马真如随师练陈氏新架（小架）多年，造诣颇深，与我父亲相识后常来家中讨教，往往在推手时被某一招式放出，多次重复而不得其解。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多次讲解，直至马掌握为止。马很感动，介绍他徒弟汤立民拜我父亲为师。汤立民后来成为父亲学生中功夫最好者之一。

　　我父亲的学生很多，我所知坚持下来练拳的有下列之人：

　　1938年-1945年期间

　　仁义和尚：原西安韦曲牛头寺出家人，外号“铁佛”，姓名及生卒年不详，功夫最好；何慎之：原电报局同事，年轻多病，练拳受益，七几年逝世，享年八十五；张俊： 原电报局同事，生卒年不祥，早期随师学拳，后调动去了四川，去后失去联系；朱春荣：原电报局人员，杨益臣的报务徒弟，后随师学拳多年。八十年代逝世。

　　1946年-1960年期间：

　　李尊尧：河南人，1945年学拳，五几年病故（生卒年不详）；张万生：陕西西安人 （1928年 -2007年）；樊鹤云：河南孟县人（1930- 不详）；白悦本：河南温县人（1929-2007），随师学拳较长，授徒最多；汤立民：河南孟县人（1930- 至今）， 功夫最好；司马国柱：河南温县人（1928-至今），年轻时体弱，练拳受益，至今仍每天练拳健身。

　　以上为杨益臣长子杨家琳先生所提供的情况。笔者接着又对仍健在的杨益臣徒弟汤立民、司马国柱两位老先生进行了多次采访。

　　据司马国柱和汤立民两位先生讲：我们和白悦本师兄弟三人从1946年开始，在莲湖公园跟先生陆续学拳的（其中以汤立民功夫最好，白悦本随老师较长，弟子最多）。此前在韦曲就有人跟先生学拳，听先生讲：其中“仁义和尚”学拳最好，是带艺来学拳的，学陈氏太极拳时，非常用功，一天练拳二三十遍，长年如此。

　　先生搬到到西安后，开始是在莲湖公园西门处练拳，每天天不亮人就到了。我们刚学拳时，听公园看门人讲：“你们师傅厉害，我每天早早起来扫地，公园没一个人，如果听见西门处‘通通’声音和‘呼呼’的风响就知道你们师父来了”。后来我们发现不论去多早，先生拳都练完了，我们问：“先生您怎么起的那么早”？先生讲：“这还早，我当年学拳时，这个点陈发科老师拳都练完了，你们要用功呀”。

　　在莲湖公园最早是电报局的一些人跟他学拳，其中一个姓何的师兄练得较好，年龄也长我们很多，他开始时都教过我们。他原来身体很差，通过练拳后把身体练好了，活了85岁，七几年才不在了。

　　我们先生的人品是没说的，他在西安教拳多年，推手就没输过，人们都知道他厉害，四十年代，武行中提起杨二爷可是无人不晓。可他跟别人试手，都是点到为止，很给别人留面子，从来没有打过人，武行人说起他都竖大拇指。

　　四几年后有很多陈家沟、赵堡镇的人逃难来西安，当时城西头陈姓几兄弟拳打得很有名，他们听说先生是陈发科的徒弟。就想见见他的拳，常向他讨教。我们后来讲：“先生怎么不跟他们推一下，让他们知道咱们拳的厉害”，先生严肃批评我们：“这像话吗？我的拳是跟人家陈家学来的，你怎好意思去推人家，还有没有德行！”。

　　我们跟老师学拳时间不久，一天有一位白姓老师（练吴式太极拳在西安很有名气），来找先生推手玩，我们看先生光用“云手”粘住对方，推得极快，白师傅步子跌跌跄跄跟不上。平时老师给我们示范时发劲极脆，我们一挨上，人就出去了，就这样老师都没摔对方一下。送走白先生后，老师讲：“你们看清楚了没有，云手不光能慢，快了也能粘得住。你们练拳不能打人，要讲武德”。

　　先生跟郑梧清老师也见过面，都很尊重对方说“久仰、久仰”，两人搭了一下手臂，就松开了，互相都说你的拳好，功夫深，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没有一点门派见识，武德是真好哇。

　　那时，我们家里都比较困难，跟老师学拳时，老师没收我们一分钱，我们很过意不去，当时老师家那边的井水不好、发苦。我们就常帮着老师家从外边挑水，可是每次师母都留我们吃饭，我们很感到过意不去。一次过年时，我们请老师吃饭，饭后大家都争着付账，老师讲：“你们谁也不许付账，我来付。今天给大家立个规矩，以后大家一起吃饭各人付各人。”现在我一想起这事心里就热乎乎的，想想老师无私免费教拳。从不藏掖，请老师吃个饭都不叫我们掏钱，老师的品行真叫我们今天的人感到汗颜呀。

　　司马国柱1950年回老家温县老家结婚，还专程到陈家沟看陈照旭先生，并求教陈照旭老师捏拳架，陈老师让司马国柱走完架子后说，架子不用捏了，你老师当年学的最好，走的老架子和我父亲一样，他要是不对就没人对了，你就是松的不够，回去要下苦功练。

　　解放初，陈照旭来西安时，我们在先生家都见过陈老师，我们现在拳中的“三换掌”就是他教我们加上的，当时，先生叫汤立民练一遍拳给陈照旭老师看，他说先生教的不错，叫我们好好跟老师学，我给你们拳里增加个“三换掌”，这是我父亲后来加上的，教给你们。还跟汤立民搭了一下手，说功夫还不够，要好好练。

　　1964年陈发科公的徒弟王雁（字庭选）来西安时，得知我们是杨益臣的学生，还专门给白悦本捏拳，传授技法。

　　70年代末，陈小旺、陈正雷、王西安等先生都来过西安拜访过我们。

　　很不幸，1960年先生就因病逝去。我们跟先生学拳虽然时间不是很长，但受到的教诲是终身难忘的。我们跟老师学拳不仅强健身体，更主要跟老师学会要怎样做人。几十年来，我们师兄弟之间，牢记先生的嘱托，互帮互助，虽不同姓，却亲如一家人。我们后来教徒弟，都是按先生的要求去做的。先学做人，再说学拳，先健身，再防身。万不可逞强斗狠，任何时候要牢记武德和人品是最重要的。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还曾对下列人员：白悦本长子白长兴、白悦本学生任艳琪、李世俊、杨艳武、刘宝欢、陈发科弟子李鹤年的徒弟闫海峰、曹臻、项如元、李霖（李鹤年之子）、杨益臣好友张宣的徒弟任建明、包增敏等人进行过采访。在此对他们提供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文章中照片由杨家琳、汤立民、任建明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