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螂拳发展到在国内外颇为盛行的今天，其创始情况包括创始人、创拳时代、创拳经过等方面，仍是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创始人有王郎说、福居说、于七说、后人托名说等等，而王郎创始说则是压倒多数的观点。但王郎的身份却有世家人、农夫、反清义士等不同的说法。创拳时代则有前汉说、梁武帝时说、宋代说、明清说等。创拳经过则以创始人与人比武失败后，或见螳螂争食相斗、或见螳螂捕蝉、或见螳螂斗蛇因而触发灵感悟创而成的几种说法为主。
　　这些螳螂拳的创始说法，是通过各家螳螂拳派的口耳相传和拳谱记载的方式流传下来的，还见于一些有代表性的传承人的著述中的相关论述。诸多说法自然少不了流传过程中再创作的成分，使螳螂拳的创始更富传奇色彩。如太极梅花螳螂拳宗师郝恒禄，于1926年所作的《太极梅花螳螂拳论》中是这样记述的：“王(郎)至此。颇觉思食，意欲进庙求食。进院，见僧道俱有，纳有百余名，各站其式，纳计六十余式等等不一。王故而问之，众不答。又问，仍不答。王始拉其手，僧怒其无礼，因发其拳，被王败。又来十余名，仍败。群大哗，各奔其师。至方丈问其故，众对以故。僧命迎之入，王告其饥。僧日：‘败我弟子，辱我甚矣!请决胜负。’王允之。于是各尽其妙，十数合，王知不能胜，大惭而罢。有兴而来，败兴而去。至山坡有大树甚茂，休息树下，仰身而卧，思其所败，反复不成眠，两目忽关忽视。偶见树上有螳螂两只。长二指许，身白色。一使勾拿一蝇，其欲得之，因而两螳奋斗。或蹦或跳，或俯或仰。王见此实觉可观，注目凝思。忽灵机一动，因而急返其庙，见老僧再决雄雌。僧答而允之，即交手，始知非前手法也。经数十合，老僧不济然，罢而问之，则哂而不答，僧越相敬之甚也。每问其法。王则哂而不答。将居月余，两人情密之甚，便实告其故。僧命弟子捉十余对螳螂掷桌上，使其战斗。于是二人按螳螂形式而造之，择其妙者而用，取其精者而作，用其得胜要手化作拳术。二人细细研究，精而求精，始化出奥妙无穷、与众不同之拳术也。”这是创始人王郎见螳螂争食相斗而悟创出螳螂拳的说法，创拳的整个过程叙述详细，情节生动。六合螳螂拳家陈运涛于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螳螂拳略论》中只是简要地说：“螳螂拳相传为宋代王郎所创。其传说有二：一说，为与宋太祖之长拳斗争应变而成；另有一说，则为与韩通之通背拳斗争中见螳螂斗蛇有所悟而创。”这是王郎见螳螂斗蛇悟创出螳螂拳的说法。以上两种具有代表性而又大相径庭的螳螂拳创始说，也均系传说而已，无法确定其真实性。其他各说，也大概如此。而各螳螂拳派的传承谱虽大多尊王郎为创始人，但最远上溯到清乾隆年间便戛然而止。以故有人认为王郎其人是不存在的，是后人伪托的。与螳螂拳关系极为密切的清乾隆年间的《罗汉行功短打》，其卷一《少林衣钵真传》中所载十八家拳法中。有“王郎螳螂总敌”一说，还记载有许多与螳螂拳有关的内容，而其中一些歌诀、文字也散见于一些螳螂拳谱中。但其中矛盾处不少，颇多争议，也有伪托的嫌疑。
　　总之，螳螂拳的创始情况谜团重重，王郎大师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对螳螂拳创始情况的探究，实际上处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窘境。这给喜好螳螂拳的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缺憾虽有，但如将视野放远些，看看古人对螳螂的认知，一方面会增添许多与螳螂有关的知识号隋趣：另一方面自会对神奇的螳螂拳有更深的理解。其实，古人们喜欢从不同的角度细心地观察螳螂的形态、习性等，也由此演绎出了一些富有哲理的令人称奇的典故和传说。宋罗愿《尔雅·翼·释虫二》说：“螗螂，世谓之天马。盖骧首奋臂，头长而身轻，其行如飞，有马之象。”以天马称谓，可见螳螂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挺神奇的，并非虫类中的等闲之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写了一个“螳螂捕蛇”的故事：一只螳螂在一条碗口粗的巨蛇头顶上“以刺刀攫其首”，竟然将巨蛇杀死。故事虽然离奇，但说明在民间，人们的意识中，螳螂是有以小制大的特殊本领的。而在郝家太极梅花螳螂拳中，就有“扑蛇拳”的套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则成语，本意是贬抑螳螂只顾眼前利益，却忽视身后危险的做法。但螳螂捕食滚圆身躯的蝉时，势必有一场精彩的战斗过程。而在螳螂拳中也有“捕蝉”的套路流传。螳螂拳套路取名“扑蛇”、“捕蝉”，并非说其是扑蛇或捕蝉的技法内容，而是彰显螳螂的以弱胜强的本领，也是对王郎依此创拳的追思。至于成语“螳臂当车”，寓意深远，且又引出两种相反的观点道理。《韩诗外传》记载：“齐庄公出猎，有螳螂举足，将搏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螳螂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以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那个车夫视螳螂的举动为自不量力。但齐庄公却看到了螳螂的勇武，并通过对螳螂勇武精神的赞誉，表达了渴求勇士的心情，也起到了广而告之的效果，致使勇士纷纷投奔了他。螳螂当车的壮举确实也感动了后世的螳螂拳传人们。郝恒禄在其拳论中论述螳螂拳手法时，感喟道：“螳螂怒臂，庄公回车，良非虚语也。”陈运涛在其拳论中也说：“而况一臂单举，临铁轮而无惧，庄公回车嘉其勇也，小虫云乎哉。”可见螳螂的这种勇武精神对螳螂拳界的思想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如此等等，古人们对螳螂委实有不少的描述、评论、感悟，毫无疑问地会对螳螂拳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将目光聚焦在与武术关系密切的古代兵法上，竟然发现螳螂拳的源头其实是在三千年前的周初。如果说根据螳螂的搏杀技巧悟创出螳螂拳的是王郎，那么最早汲取螳螂奋击之势用于军事技击的就是姜太公。2007年夏，张维福去美国，从螳螂拳家苏昱彰处得知兵书《六韬》中有“螳螂武士”的记载。遂借其由明代刘寅注释的《武经七书直解》一书，携其回国研读。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他在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兴周灭殷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后世尊为“兵圣”、“武圣”。《六韬》相传为姜太公所作，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六韬·军用》中，两次提到“螳螂武士”。其一：“大扶胥冲车三十六乘，螳螂武士共载，可以击纵横败强敌。”刘寅注释：“冲车从傍冲击者也。螳螂，虫名，有奋击之势，故取以名。”其二：“寇夜来前，矛戟扶胥轻车一百六十乘，螳螂武士三人共载，兵法谓之霆击，陷坚阵败步骑。”刘寅注释：“言其轻疾往来，如雷霆之击也。”这是姜太公向周武王介绍关于举兵征伐所用几种战车中的两种。前一种是冲车，其功用是可纵可横冲击敌阵打败强敌。后一种是轻车，用于夜战，其功用是如雷霆之击般冲进敌阵，打败敌人的步兵和骑兵。唯有这两种战车载的是螳螂武士。
　　古人常用大型猛兽来比喻军士的威武，如“虎贲”、“貔貅”、“熊罴”等皆是。但是姜太公偏偏用了小虫螳螂来命名这特殊的战车武士。显而易见，用猛兽之名，是取其外在的威态；而用螳螂之名，则是效其内在的搏杀技能。二者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刘寅说得明白，因为螳螂有奋击之势，所以取其名。可以想象，两军对阵，这两种特殊战车所载的武士，手持矛戟类武器，在战车疾驰运动中，与披甲执兵的群敌厮杀，具有螳螂奋击之势的击刺技能显得是何等的重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中，必须像螳螂捕杀猎物一样，快而准地击中敌人身体的要害部位，才能尽可能多地伤亡敌人，达到败强敌败步骑的效果。
　　姜太公的这种螳螂奋击思维，不仅体现在螳螂武士身上，从《六韬·军势》中可以看出，螳螂奋击思维也是姜太公“军势”论的精髓。文中说：“是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赴之若警，用之若狂，当之者破，近之者亡，孰能御之。”刘寅注释：“军势者，行军破敌之势也……太公论军势，以疾雷不及掩耳，迅电不及瞑目，喻其速而不可御。”这种速而不可御的军势，与“不动时稳如泰山，一动时快似闪电”的螳螂奋击之势如出一辙。螳螂奋击思维伴随着姜太公在兴周灭殷的战争中取得彪炳千古的军事胜利，已然显示出其珍贵的武学价值。
　　螳螂奋击思维既然能成功地运用到军事思想上乃至战车武士的搏击上。那么势必会影响并渗透到民间武术中。所谓“拳兵一家”，拳术和兵法本来就是相通的。而民间武术自然不受战场厮杀的群体、兵器、战车、铠甲等诸多条件的限制，是可以将螳螂奋击思维拓展开的。因而汲取螳螂捕食搏击的技法，哪怕是一鳞半爪，将其引入当时的拳术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当然，那时产生的这种现象并不能算是螳螂拳的创始，只不过是当时技击术的几招内容而已，视之为螳螂拳的萌芽较为妥当。
　　姜太公是周代齐国的始祖，他的军事思想连同他的螳螂奋击思维必然会流传并影响后世。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可见姜太公的兵家鼻祖地位及对后世军事兵法的深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武术受其影响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出现了像孙武、孙膑这样的大军事家以及他们的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齐国人对技击的重视(《荀子·议兵》：“齐人隆技击。”)等现象，乃至于后世螳螂拳在胶东(昔齐国地界)的繁盛，绝非偶然，这与姜太公的军事思想、螳螂奋击思维的延续不无关系。
　　螳螂拳的创始情况虽然现在无法讲清楚，但各家一致的说法则是：创始人在比武失利后，通过偶然观察到螳螂的搏击而悟出制胜手法，并仗此再次比武获胜，从而创作出螳螂拳。而姜太公的螳螂武士要在战场上“当之者破，近之者亡”，所效法的螳螂奋击之势不仅仅是要具有螳螂的无畏精神，更重要的是还需有螳螂奋击式的高超的击敌技能。由此可见，发现螳螂具有非凡的搏击本领并将之融入技击中，并非始自王郎，而是发轫于姜太公。换句话说，相传王郎所创的螳螂拳，其源头当是周初姜太公的螳螂武士。所以，我们在尊崇螳螂拳创始人王郎的同时，还应敬奉最先将螳螂奋击思维引入军事技击的姜太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