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思想是社会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本土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影响很大，当然还有其他宗教，因限于篇幅，以下只是简略地说明道教和佛教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关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是它的信仰核心。它认为人们都有修道成仙的可能。因为“道”无时无处不在，只要认真修炼，就能得道；只要得道，人就可以“与道同久”（司马承祯《坐忘论》，《全唐文》卷九二四），成为神仙。长生成仙是道教追求的目标。修炼方术，如服食、行气、房中术、守一、外丹、内丹以及斋醮、符?、禁咒等等，是达到长生成仙的方法。道教将人的最高理想界定为长生成仙，然后围绕这一终极目标提出种种思想和方法。老、庄的道家思想并不是宗教，而道教借用了道家思想中的某些命题，加以抽象，使之成为脱离自然而追求永恒世界的宗教观。

　　道教思想有几个源流。首先是老庄。道家思想中的“道”论、养生论和神仙思想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老子》已经提到了“长生久视之道”。在早期道教中，神化老子、庄子，以扭曲的《老子》、《庄子》为道教经典，成为创教的重要工作。汉朝末年，老子被尊为“太上老君”，成为道教的教主和尊神。   

　　另一个思想渊源是黄老之学。在老子之前假托黄帝思想，称黄老之学，以示年代久远。东汉时期的黄老之学，侧重于养生，神仙思想更加浓厚。比如，河上公《老子章句》就说：“人能养神则不死也。”（第六章注）东汉后期，社会上流行黄老崇拜，黄老之学的宗教化倾向更加明显。

　　此外，像墨子思想，像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神仙传说和方士方术、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观念、民间宗教中的巫术观念，以及阴阳五行说，它们和道教思想都有关联。比如，就儒家思想对道教思想的影响看，早期道教都维护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东汉时期的《太平经》是道教早期的经典，它提出要忠君、孝亲、敬长，在历史上首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葛洪认为求仙应“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后来的道教也大多如此，并不反对纲常名教。

　　道教产生时期的经典《太平经》，提出了“元气”聚合、生成天地人物的宇宙观。还提出“承负”说，认为善恶报应不仅应在自身，而且应在子孙，自己也要承负祖先善恶的报应，承负前五代，流及后五代，这样去解释行善而得恶，行恶而得善的问题。此外，它还提出长生久寿，成为神仙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建立“太平世道”的社会政治思想。汉代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对以往养生、炼丹术作了总结和发展，强调修丹和天地造化有内在联系，易道与丹道相通，沟通了《周易》“气”论和道教炼丹内养的理论。还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是阴阳交媾，须臾不离，使精气得以舒发的结果。要求长生不死，必须顺从阴阳变化，掌握乾坤六十四卦的运行规律，进行修炼，即所谓炼丹。以此为基础，它对内、外丹修炼方法作了讨论，对后来主外丹者、主内丹者有深远的影响，被称为“万古丹经王”。

　　东汉顺帝、桓帝时期，出现了早期道教的两个派别，即五斗米道和太平道，这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领袖、信徒、经典、组织、教戒以及传教地点，所以它们的出现，标志着道教的正式形成。道教产生时，大体分为两派。一派以烧炼金丹，宣传长生成仙为主，可称为丹鼎派。东汉末年左慈为创始人，魏伯阳作的《周易参同契》是该派早期经典。另一派则以“符水咒说”为主，吸收《老子》书中的部分社会政治思想，活动于下层群众中，可称为符?派。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就是该派中两个最早产生的组织。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教派进一步分化，思想更有系统，开始从民间宗教向上层宗教转化。经过整顿，道教走向成熟，到唐朝、北宋，道教非常兴盛。在思想上，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们提供了比较成熟的道教宗教教义、经典文献、修炼方法、宗教戒仪等，为道教的成熟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隋唐到北宋，统治者都崇拜和扶持道教，道教有较大发展。道士人数大增，宫观遍布全国，而且日益壮观；在思想方面，道教学者辈出，道书汇编成藏，道教理论空前繁荣。

　　因为老子姓李，李氏唐朝特别推崇道教。唐朝武德九年（626年）高祖李渊颁布《先老后释诏》，“令先老，孔次，末后释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李世民下诏规定“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唐高宗李治则封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建庙祠祀；尊《老子》为上经，令王公百僚学习，并作为“贡举人”的考试内容。唐玄宗则设立崇玄馆，规定道举制度，以“四子真经”（指《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四部道家书籍）开科取士，设置玄学博士。天宝元年（742年），规定将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四人所著书改称真经；规定《道德经》为群经之首等等。以后的统治者，也继续扶持道教。

　　唐朝初年，涌现出孙思邈、成玄英、司马承祯等著名道教学者，他们吸收儒、佛（释）的一些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和修炼方术，推进了道教的理论建设。孙思邈著《千金要方》等书，总结唐以前的医药学成果，兼及养生方法，对道教医药学做出很大贡献。成玄英为老庄作注疏，结合老庄，吸收佛教中观学说，将《老子》“玄之又玄”一句解释为“重玄”，意思是既不滞于有，也不滞于无，也不滞于玄，甚而既不滞于滞，也不滞于不滞，大力发挥从东晋开始就出现的“重玄之道”思想。茅山宗的司马承祯则以《老子》、《庄子》等经典为依据，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思想，提出“安心坐忘”的修炼方法，要求守敬去欲，坐忘收心，并经历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渐门”，以求神与道合，达到长生成仙的目的。这些思想，既扭曲了《老子》、《庄子》，同时又使道教的修道思想、修道方法有所发展，为道教由外丹向内丹的转变奠定了理论基础。   

　　两宋时期，高道辈出。陈抟和张伯端在三教合一与内丹修炼思想方面有新的论述，陈景元解《老》则是重玄学的继续，这些道教思想对宋学、对理学都有重要影响。南宋时期，道教内部宗派纷起。符?派门派众多，符法五花八门。同时，在北方金朝统治区，则先后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诸派别。

　　元朝中、后期，道教形成了以正一道（以符?派为主）和全真道（以内丹修炼为主）两大派为主导的格局，并在明朝以后继续流传。道教内部各派互相融合的同时，道教与儒、释二教也进一步融合，在道教的教理教义方面，以内丹学说为主流。明代全真道最活跃的地方是湖北武当山。从明朝后期到清代以及民国期间，道教的政治地位逐步下降，教理教义少有创新，教团组织日渐分散缩小，宫观日趋破败，呈现出衰落的迹象。

　　现在来看中国佛教。

　　佛教从西汉末、东汉初传人中国，经中国本土文化对它研究、改造和吸收，不但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佛教，而且其中某些思想观点，特别是思维方法，又被儒、道学派所吸收，逐渐融合成为宋代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个过程相当漫长，有一千多年时间。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时，由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的，释迦牟尼（Sakyamuni）为佛教徒对他的尊称。他的卒年大致可以推定在公元前490一前480年间，相当于孔子逝世前一年或十年。这说明释迦牟尼生活的时期和孔子大体相当。佛指释迦牟尼，他认为人生充满种种痛苦，来源于每个人的“业”（身、口、意等感觉活动）和“惑”（贪——贪婪；策——仇恨；痴——愚昧；慢——傲慢；疑——怀疑；恶见——错误见解。这些又称之为“烦恼”）。那么，人们怎样才能摆脱“烦恼”呢?佛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没有质的规定性，均为无自性的幻想，可称之为“空”。因此众生要摆脱痛苦而得到解脱，必须经历一定的修习过程，才能进入极乐世界。

　　依据中国佛教史学者的研究，佛教刚传人中国，中国人多从自己固有文化的角度去看它。例如，汉代人认为，佛教和黄老之学相似。魏晋时期，中国人所理解的佛教，是玄学化的佛教。当时有所谓“格义”，就是用玄学的范畴、概念去解释佛教，仿佛佛教只是玄学的一个分支，这就难免出现牵强附会的情况。   

　　南北朝时期佛教传播有了。很大发展，佛教寺院很多。直到唐代才出现中国自己的有影响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3］、华严宗［4］和禅宗。

　　同其他佛教宗派相比，禅宗更加具有中国特点。梵文DhyAna音译“禅那”，简称为“禅”，指使心思安定的修习活动；梵文Samadhi被译为“定”。因此，“禅定”一词指思想集中，心无二用，专注一境。禅宗认为这样才能克服“烦恼”，成为“三学”（戒、定、慧）［5］“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般若）［6］中的一种修持方法。禅宗因以修习禅定为主而得名，传说南朝时宋末来华的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为其创始人。中经慧可、僧璨、道信，至五祖弘忍，遂分为神秀为首的北宗和慧能为首的南宗。北宗较多地受到印度传统禅法的影响，主张渐修。而南宗则主张佛性本有，不假外求，见性成佛，主张顿悟，具有打破传统的创造精神。南宗经慧能弟子神会等人的努力传播，逐渐取代北宗地位，成为禅宗正系，慧能被追认为禅宗的实际创始人。

　　禅宗的经典称为《坛经》，由慧能口述，弟子法海汇编而成，一卷。从（坛经》中可以看到，禅宗宗教哲学的核心是主体意识论，认为“心”是最根本的，说“佛向心中作，莫向身外求”。并作一偈语［7］：“菩提［8］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佛教理想的极乐世界）只在眼前。”又说：“尔欲得作佛，莫随万物。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认为人皆有佛性，只要内心觉悟，不被“妄念”覆盖，使佛性显现，即可成佛。这不需要读浩如烟海的佛经，也不必累世修行。成佛与否，取决于每人内心的“觉悟”，不靠时间，不靠外力。

　　一般说来，佛教宗教哲学都重视人的主体意识，即“心”的作用，而且对主体意识的分析比较细致。例如，唐朝佛学大师玄奘（600一664年）不辞辛劳，云叫度寻水佛法15年（路上度过两年，共17年），自己创立了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称“法相宗”，对人的主观认识能力提出“八识”，前六识是：眼、耳、鼻、舌、身、意，第七识称“末那”（Mann），第八识称“阿赖耶”（Alaya）。其中第八识即“心”，在八识中起着决定作用。不过，法相宗在推论中过于烦琐，作为佛学的一种学理很有价值，由于它艰涩难懂，不能在民间普及，只影响了几十年。

　　不论禅宗或是法相宗，他们都重视“心”（主体意识）的作用，这种思想对中国思想文化有较大的影响。宋、明时期形成的以陆九渊（1139—1192年）、王守仁（1472—1528年）为代表的“心学”，其思维方法直接受到禅宗的影响。但是关于“心”的内容，陆、王心学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并非直接来源于禅宗。陆、王所强调的“心”，乃是一种道德的主观意志。此外，禅宗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独立思考。

　　佛教对中国思想的影响，除去上面所谓“主体意识”论以外，还有“本体”观念。例如作为中国佛教宗派之一的华严宗有所谓“一真法界”的提法，指不能用语言和思维表达的绝对真实本体，认为世界上诸现象都是“一真法界”的映象，由它体现的“事”与“理”圆融无碍，相互补充，相互依存。像这样的思维方法被宋代理学家程颢、程颐和朱熹等吸取和改造，并与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相融合，认为“天理”（道德的精神化）才是世界的真实本体。不过，理学并非宗教信仰，它是中国的哲学思想之一，相信道德人格的力量，是一种根植于本民族土壤的思想文化，它相信现世和人的力量。它吸取了佛教的某些思维方法，同时加以扬弃，成为新学说。

　　中国佛教是中国本土思想文化浸润的宗教，不同于印度早期佛教，“印度早期佛教宣传出家之后就不再关心世俗之事，与家庭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敬仰父母。中国佛教……僧人出家，还要尊敬父母，忠于国君，僧人也提倡忠君爱国。所以中国的寺院有的称为‘护国寺’，有的称‘报国寺’。他们认为佛教为国家培养大德之人，是大忠大孝。慧远在庐山讲经，就讲诵儒家的《丧服经》，阐述服丧的问题。……玄奘从印度回来后，回家去看他的一个老姐姐，这在印度也是不允许的，一旦出家，不要说姐姐，父母亲也没有必要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