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吴秀峰去了北京
一个人不管多能打，打败过多少名家大师，要是他的拳不对这个城市的脾气，他的拳仍传扬不起来。香蕉好吃，种到北方就死，北方缺乏种植香蕉的气候和土壤。
八极拳也如此，假如当年吴秀峰不是来天津而是去了北京，我个人以为，他和他的八极拳，不会像在天津那样红遍武林。北京是什么地方?天子脚下，七百年帝都，五行八作的什么能人都往京城跑，奇人异士老百姓见多了，也把眼睛见挑剔了。谁想在这块地儿出人头地，大伙会拿着尺子衡量你，把你上量下量前后左右地量，你不“八面见线”甭想让大伙认同你。就像吴秀峰，“爷们儿你能打是吧?好。有功夫，是个练家，但完事跟哥儿几个说说拳理吧。”
八极拳哪有什么拳理呀，像拳谱里录的那几句“无极动则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明摆着是牵强附会抄书本，土包子穿长衫——硬充文士。至于像“跪膝者，南北二极也；摞手者，天地转也……”都哪对哪呀?胡诌都没诌出水平，一派大拳就这么几句玄乎话，透着实诚人被什么人怂恿着，想学糊弄人但不知怎么操作，又因为当不惯骗子赶紧念几句匆匆收手。这几句话或许能把天津小孩儿说直了眼，忽悠北京人没门，人家北京人什么骗子没见过?
说不出拳理已经让北京人斜起眼瞅你，十个人顷刻走了仨。再练两下看，你又震脚又哼哈拍小肚子，拳如其人，土得掉渣，于是把剩下的七个人看得一哄而散，只留下俩。就是这俩人吧，你一打听，他爹还是从山东、河北过来的。
八极拳要想在北京红，得学太极拳、大成拳。你想听玄乎词儿，咱能上天入地云里雾里；你要理论全面透彻，咱能把拳讲得浑身是理，字字有出处，哪怕把孙悟空的刁钻借给了苍蝇，他也钻不进咱这没有缝的蛋，什么拳理咱都能给圆上。论练拳，咱有站桩，身不动膀不摇，渊停岳峙，气派非凡；一旦动起来，则如下河摸鱼(对不起，俗了点)，舒缓斯文，优雅大方。观神韵，如风中柳，似名士又赛名士；若云中龙，不是野物又胜似野物——要问他是什么东西?神物也。
吴秀峰要是去了北京，说八极拳会死在北京夸张了，想红绝对没门，大约要落个后娘的孩子——不受宠吧。
八极拳为什么在天津能红
八极拳在别人眼里是毛病的东西，拿到天津卫却能变成优点。你不唠叨拳理?好事啊；你不玩斯文光讲动手?嗨!爷们儿，能打人就行，你要是来斯文的，我们还腻味你呢。
老天津卫人就这样，太绕乎的话听不懂，太斯文的拳看不入眼。为什么呢?天津这地界儿不比北京，别看两边都是移民城市，但移民的构成不同，奔天津来的多为从河北、山东逃荒来的农民和城镇小商贩、小手艺人，他们活着就够不容易了，哪里还有闲情逸致玩斯文?兼之大字不识仨俩，你跟他们玩深奥卖弄学问，对不起，大伙听不懂也不爱听，烦你。奔北京去的人是另一番光景，人家是来求发展的，想的是好上加好，这样的一拨又一拨人，在身份背景、文化、财力和个人专长上，比来天津的人高出一大截，人家有钱有闲有品味，能对人家口味的是太极拳、八卦掌和大成拳(这仨拳在北京一露面就红了)，八极拳算什么玩意儿?光能打不能说，练起来又土得掉渣。爷们儿，你换个地方玩去吧。
吴秀峰来天津算是来对了，天津卫不光文化品位比不上北京，底层百姓的生活环境也比北京火药味浓。天津是平民城市，又因为漕运发达，使旧天津带有浓郁的“码头文化”特征(有学者称：不理解“码头文化”就搞不懂天津文化)。简单说，码头因其财源滚滚，被众多的强梁者觊觎着，你夺过来我抢过去，抢夺的方式是使用暴力，三十岁以上的读者可能听到过一些，两边不是“抽死签”比赛“跳油锅”、“滚钉板”，就是聚众大打出手。哪边不要命的人数多，哪边的战斗力强，哪边就容易成为最终的胜利者。抢夺码头的豪强出身平民，参与“抽死签”和生死搏杀的脚夫也一律来自底层。“码头”氛围弥漫到整个市民阶层，那些敢于“跳油锅”和在搏杀中奋勇争先的人，被市民们口口传颂，视为“英雄”，当这样的观念渗透到一代代人的性格里，老百姓会喜欢什么样的武术，大概不言而喻了吧。多少年来，我一直对天津的人文历史与武术特征的关系持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当2005年初，天津的大众媒体《假日一百天》来采访我，并约我做“津门武林百年沿革”的回顾文章时，我把一百年来有影响的津门武术家一个个写在纸上，这些人在“天津土生土长和由外埠来津的武术家计有：霍元甲(迷踪拳)、张占魁、李存义、薛颠、张鸿庆、韩慕侠(以上五人为形意拳家)、李书文、霍殿阁(以上二人为八极拳家)、马英图(通备拳家)、李瑞东(杂家)……吴秀峰、黄歧山、王学孟(以上三人为八极拳家)、赵道新、李旭洲、韩国珍(以上三人为形意拳家)、谷凤鸣、刘万福、霸州李(以上三人为少林派拳家)、邓洪藻(通备拳家)等等。”(见2005年1月14日《假日一百天》新闻专题二版、六版)。大家从这张人物表可以发现，他们全部是实战型拳家，练的都是有欠斯文的刚猛拳，而且除薛颠之外都不爱讲云山雾罩的拳理。
崇尚实战、刚猛，拒绝斯文优雅和云山雾罩，与码头暴力的、平民的氛围恰成对映，也暗合八极拳的一切特征。所以在吴秀峰到来之前，天津已经为他和他的八极拳提供了落脚生存的土壤。
在码头氛围之外，迫使底层天津人选择“刚猛型格斗拳”的另一个因素，是抵抗“混混”的欺凌。读过天津作家冯骥才和林希的小说的人大都知道，在旧天津的街面，游荡着一伙特殊的人群，他们就是“混混”。“混混”是码头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畸形混血儿，“混混”没有财产，是贫民；“混混”游手好闲，不做工也不经商；“混混”离析社会秩序，信奉法外之法；“混混”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但专欺负跟他们同属于下层的孱弱市民；尤其是。“混混”们逞强的手段是暴力。由此不难想见，在那个律法松弛的年代，那些逃荒来的农民和小商贩、手艺人，当他们欲练武以自卫时，怎么可能去选择爱讲拳理的斯文拳?慢悠悠的太极拳，在直线思维的下层百姓眼里，不像是能用来护身杀敌的技艺。它的形态也过于超然优雅，不对市井平民的口味。所以，早已盛行京师的太极拳，直至1940年以后，才被天津的少数人接受。同样命运的还有大成拳，有着与太极拳相似的缓慢试力、推手、站桩的大成拳，直到二十年前经媒体宣传，才被天津的武林广泛知晓，但至今仍局限于小圈子里。
八极拳正相反，它的演练形态，已突破出“刚猛”一词的概念，走向了“暴烈”。又因为吴秀峰采用了一种最直观的广告形式一踢场子，三天两头踢。谁有名踢谁，直接把八极拳打入围观者的眼里，恰巧对了市井百姓的认知习惯，于是两下里一拍即合，吴秀峰和八极拳都红了。
吴秀峰能够迅速蹿红还有一个原
因，与许多地方比，天津人不怎么排外。这一点好理解，天津卫本地人很少，多的是外乡人，许多所谓的天津人，一问，他爹都是外乡来的(像我这岁数的人，上溯两辈，本地出生的极少)。既然大家都是外来的，你排斥谁呀?大家彼此彼此，不过是谁早来几年罢了。
不排外，使大批的本地小伙子不在乎吴秀峰的外乡人身份，见你功夫好就赶着来投奔，学你的八极拳。徒弟‘越多，吴秀峰的名声传得越广；名声越大，慕名而来的追随者越多。这样，名声与追随者互动，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吴秀峰和八极拳走到了天津武林的顶峰(八极拳在天津的传播，也得利于黄歧山、王学孟两位前辈的努力)。
吴秀峰爱收徒
吴秀峰爱收徒、徒弟多，这一点是出了名的，看1936年刻印的《吴氏八极拳武术秘诀之谱》可知，在二百年的历世传人中，以吴秀峰名下的弟子最多，有将近八十位。联想到吴秀峰的徒弟分“在册与不在册”的两种，能被他认可记录在册的仅为少数徒弟，那么，当时追随吴秀峰的人群，应该是更庞大的。
而1936年，吴秀峰才28岁。一个28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人气，表明吴秀峰这小伙子不简单。何况他的人气之旺，不光在八极拳历史上数第一，即使跟我前面列出的那些天津武术大家相比，他也占据首位。
这肯定不仅仅由于他武功出类拔萃，李书文功夫高、名气大，但李书文不爱收徒。赵道新武功卓绝，但赵道新收徒挑挑拣拣，资质差的看不入眼。还有人功夫好，却不善于推销自己，或由于名气小，不足以大范围招拢人。
跟这些人相比，吴秀峰武功好，爱收徒，善于推销自己，谁来学都不拒绝(不过被他承认是另一回事)——有人说跟吴秀峰学过拳的人有好几千，这个说法是否可靠我不敢肯定，不过，吴秀峰的徒弟多，这一点在武林是格外显眼的。
他何以对收徒这么感兴趣?若是单为牟利，事情就简单了，赚钱嘛，当然是来的人越多越好。问题是，他从不接徒弟递上的现金，你可以供他吃供他喝、把他接到家里去住，但给他现金他不收。
不为发财而广纳门徒，这个事情就蹊跷了。因为吴秀峰不是圣人。
在这个奇怪的现象下面，是否涌动着什么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这个东西深埋在他的内心，他本人从来不说，或者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始终存在着。是否就是这个潜在的东西像鞭子一样驱使着他选择了一条奇异的命运之途?
我认为是存在这么个(甚至几个)东西的，是它们在暗中支配着吴秀峰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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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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