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圣地武当山

武当山，又名太和山、参上山、谢罗山、仙室山等，是著名的道教圣地，世界文化遗产，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境内，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圣地之一。景区面积古称“方圆八百里”，现有312平方公里。东接历史名城襄樊市，西靠车城十堰市，南依原始森林神农架林区，北临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丹江口水库。武当山不仅拥有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被誉为“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
　　武当山，从地理位置上看，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楚、秦、韩三国交界处；从战略位置上看，这里山高壑深，地势险要，又兼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武当山”名的由来，与历史上兵家以武当为屏障抵挡外力有关。武当者，武力阻挡也。
　　武当道教认为，“武当山”的得名与真武神有关。相传，武当山为真武得道飞升之圣地，有“非真武不足以当之”之谓，故名武当山。还有学者认为，“武当山”名源于“北方玄武龟蛇之神”或“玄武七星”，或由“巫”(武)“载”(当)假借而有“武当”等多种说法。
　　武当山胜景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石、9井、10池、9台等。主峰天柱峰，海拔1612.1米，雄伟挺拔，一柱擎天，其它72峰引颈相朝。
　　武当山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湿润，雨量适中，植物茂密。
　　武当道教是中国道教的一个重要流派，它的教理教义与中国道教的教理教义同出一辙。武当道教是“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玄武，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禳袷，强调忠孝伦理、三教融合”为主要特征的一种道教派别。
　　真武，即元武，“元”通“玄”，故又名玄武。宋真宗赵恒因避所尊圣祖赵玄朗名讳，改玄武为真武，尊为“佑圣帝君”，沿袭至今。据《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记，玄武是太上老君八十二化身，于远古黄帝时，降为净乐国太子，后经其师紫元君超度，到武当山修炼四十二年，功成道满，升天成神，被玉皇大帝封为“玄天上帝”，镇守北方。因此，武当山被道教尊为玄天真武上帝的修炼圣地。
　　武当山在春秋至汉代末期，已是古代宗教重要活动场所，许多达官贵人到此修炼。诸如周大夫尹喜，汉武帝的将军戴孟，著名方士、炼丹家马明生、阴长生曾隐此山修炼。东汉末期道教诞生后，武当山逐步成为中原道教活动中心。汉末至南北朝时，由于社会动荡，数以百计的士大夫或辞官不仕，或弃家出走，云集武当山辟谷修道。同时，出现了有关真武的经书。晋朝的谢允、徐子平，南北朝的刘虬等均弃官入山修炼。《誓愿文》记，被佛教尊为“天台宗三祖”之一的慧思，六朝时入武当山访道。《神仙鉴》记，蜀汉军师诸葛亮曾到武当山学道。房中甫撰的《扬帆美洲三千年》记载，在美洲秘鲁的山洞内发现一尊手提铜牌的五世纪造的裸体女神像，铜牌上铸着“武当山”三个汉字。可见，在南北朝时，武当山已流传海外了。
　　隋唐时期，武当道场得到封建帝王的推崇。李唐自称为老子的后裔，认为老子是李唐的祖宗，便扶持和崇奉道教，使之成为三教(儒释道)之首。而使武当道教受到皇室重视的还是姚简。唐贞观年间，天下大旱，飞蝗遍地，皇帝下诏于天下名山大川祷雨，俱未感应，武当节度使姚简奉旨在武当山祷雨而应，遂敕建五龙祠。这是皇帝在武当山敕建的第一座祠庙。此时，许多著名高道隐居武当山修道，诸如姚简、孙思邈、陶幼安、吕洞宾等。唐末，武当山已被列为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
　　宋元时，由于封建统治者极力推崇和宣扬武当真武神，使真武神的神格地位不断提高，促使武当道教的形成和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宋真宗赵恒于天禧二年(1018)，加封真武号为“真武灵应真君”，令建祠塑像祟祀，将五龙祠升为观。宋仁宗赵祯推崇真武为“社稷家神”，并建真武庙塑像崇祀。徽宗、宁宗、理宗等都为真武封号，虔诚祭祀。著名道士邓若拙、房长须、谢天地、孙寂然等人山修道，宣传道经，使武当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
　　元朝时，道教深受元朝统治者的恩宠，武当山成为元朝皇帝“告天祝寿”的重要道场，武当道教得到充分发展，香火盛旺。“三月三日，相传神始降之辰，士女会者数万，金帛之施，云委川赴”。著名道士汪真常、叶云莱、张守清等迅速发展教团组织，武当道教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武当山成为与天师道本山——龙虎山齐名的道教圣地。
　　明代，武当山一直被历代皇帝作为“皇室家庙”来扶持，并把武当真武神作为“护国家神”来崇祀，武当山的地位升华到“天下第一仙山”，位尊五岳之上，成为全国道教活动中心，呈现出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明太祖朱元璋崇奉真武神，为后裔诸帝崇奉真武神奠定了基础。把武当道教推向鼎胜的皇帝则是明成祖朱棣。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子，初封燕王，就藩北京，镇守北方。朱元璋去世后，其长孙朱允?继位。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兴“靖难之师”，一举夺取他侄儿朱允?的政权。为巩固政权，朱棣自称真武保佑他和他父亲取得天下，他为报神恩，于永乐十年(1412)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右侍郎郭?在元代旧址上建成9宫9观等33处庙宇。继成祖后，明朝历代皇帝、皇亲贵族、地方官吏、四方信士又在这里兴建和扩建庙宇。明世宗朱厚熄又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遣臣率湖广军民在武当山进行大规模重建和扩建，使武当道教宫观空前宏大。明朝皇帝为直接统治武当道场，自成祖始，历代都遣内臣(太监)和藩臣提督武当山的一切事务，直接对皇室负责。成祖从全国钦选400名道行高深的道士到武当山办道，又从中钦选23名德高望重的道土授为正六品提点，具体管理各大宫观。同时，把武当山数百里山场赏赐给道观，调555名(户)犯人到此耕种，供赡道士。永乐至隆庆年间(1403—1572)曾遣22名内臣、48名藩臣住山提督，钦授提点191名，分管各宫观。到嘉靖(1522～1566)时，全山各大宫观有道士少则三四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山有道官、道众、军队、工匠等一万余人，朝武当者络绎不绝。明代张开东在《大岳赋》中描述其盛：“踵磨石穿，声号山裂。”可见当时的繁荣景象。
　　清代统治者偏重佛教，不重视道教，因此，武当道教日趋衰落。但在民间，各地信士到武当山的进香活动仍十分兴盛。民国时，国民党地方政府曾准备开发武当山，但由于国家动乱，资金不足，武当山更加衰败。至新中国成立前，到处是破庙残基，狼藉一片，教团组织日衰，宗教活动几乎停止。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武当道教发生了很大变化，道众们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当道教得到全面发展。1984年，成立了武当山道教协会组织，制定了《武当山道教协会章程》和各宫观管理制度，国务院把紫霄宫、太和宫收归武当山道协管理，并作为重点宗教活动场所对外开放。
　　武当山以道教文化为主体，派生出的历史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中特色突出的有古代建筑、文物、道教音乐、武当武术、武当医药、山水文学等。
　　武当山古建筑群以规模庞大、气势雄伟著称于世。1994年12月1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武当山古建筑起源追溯很早。秦汉时，就有许多隐士、道众到此结茅为庵。有史记载，皇帝敕建始于唐代。唐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敕建五龙祠；大历年间(766～779)建“太乙”、“延昌”等庙宇；乾宁三年(896)又建“神威武公新庙”。宋真宗时，升五龙祠为五龙观；宋宣和年间(1119～1125)创建紫霄宫。元代时建成9宫8观。明永乐年间，永乐皇帝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都侍郎金纯、工部右侍郎郭?等率军民夫匠三十多万人，用十二年时间，在武当山长达160里的建筑线上建成9宫9观等33处建筑群。成化、嘉靖年间，又有所扩建和增建，使武当山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道场。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各种建筑五百多处，大小为楹二万多间。清代至民国，或毁于兵火，或遭破坏，或坍塌，武当山建筑规模逐渐缩小。
　　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根据《真武经》中真武修真的神话来设计布局，突出了真武信仰的主题。在《真武经》中，真武的出生地为净乐国。因此，在均州城外建有净乐宫；五龙、紫霄、南岩为真武修炼之地；玉虚宫，因真武被封为“玉虚师相”而得名；真武曾领元和廷校府事而建元和观；回龙观、回心庵、磨针井、太子坡、龙泉观、上下十八盘、天津桥、九渡涧等无不与真武修真的神话有关。这样，-就营造了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使朝山香客一进入武当山，就沉浸在真武修真的神话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加深了对真武的信仰和崇敬。
　　武当山古建筑群的整体布局是以天柱峰金殿为中心，以官道和古神道为轴线向四周辐射。北至响水河旁石牌坊80公里，南至盐池河佑圣观25公里，西至白浪黑龙庙50公里，东至界山寺35公里。在这些建筑线上，采取皇家建筑法式统一设计布局，整个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主题突出，井然有序，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堪称我国古代建筑的杰作。
　　武当山古建筑群还体现了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保持了武当山的自然原始风貌。工匠们按照明成祖朱棣“相其广狭”、“定其规制”、“其山本身分毫不要修动”的原则来设计布局。营建武当山的材料不是就地取材，而是从陕西、四川等地采买运来。《太和山志》记：“建武当宫观材木，采买十万有奇，悉自汉口江岸，直抵均阳，置堡协运。”明代诗人王世贞诗云：“少府如流下自撰，蜀江截流排豫章。”可见，当时建筑木材不是就地砍伐，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武当山的植被。在营建时，充分利用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岩涧的奇峭幽邃，使每个建筑单元都建造在峰、峦、岩、涧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的疏密、规模的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使建筑与周围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时隐时现、若明若暗、玄妙超然、混为一体的艺术效果。
　　综观全山整个建筑，荟萃了我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集中体现了皇宫的宏伟壮丽，道教的神奇玄妙，园林的幽静典雅，民间的淳朴节俭等多种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建筑风格。明代张开东把武当山的建筑称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金阙琳宫之胜，亦寰宇所无”。明代诗人洪冀圣诗曰：“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楼台隐映金银气，林岫回环画镄中。”现当代许多建筑专家考察武当山后称赞说：“武当山古建筑群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1982年，国务院公布武当山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时，称武当山古建筑群工程浩大，工艺精湛，成功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犹如我国古建筑成就的展览。”
　　武当山地区的文物丰富多彩，价值连城。现挖掘出土部分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动物化石。在磨针井、太子坡、南岩宫等处现存六件海洋无脊动物“直角化石”，是5亿年前与“三叶虫”并存的古生代动物。在武当山北麓习家店等地，发掘的白垩纪第三纪动物化石有，浙川中原鸟、锥齿亚洲冠齿兽、脊齿亚洲冠齿兽、费氏方齿兽、小龙、戈壁恐角兽、恐龙蛋等，为中生代化石。1984年，在武当山北大柏河挖掘出土一根象牙化石，重达二百多公斤，中心长3.24米，为一百万年前的遗物，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象牙化石。在武当北麓石鼓等地发现第四纪约六十万年前的鬣狗、犀牛、水牛、鹿等牙齿化石，还有猿人打磨石器时遗留的石片。除此之外，在武当山西北隅郧县发现约100万年～60万年前的猿人牙化石三颗，又在该县弥陀寺发掘出土距今240万年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在我国和亚洲都是首次发现，为更新纪中期人类头骨化石，定名为“郧县人”。这一发现填补了古人类研究中的重要缺环，证明武当山地区是人类发祥地之一。另外，还在山麓发现仰韶文化、马家窖文化、龙山文化遗址。
　　武当山最有特色的文物是道教文物。历代统治者及四方信士为崇奉真武神，特别是鼎盛时期的明代，曾制造数以万计的金银铜铁锡瓷石木泥等质地的象器或法器，安奉到武当山，把武当的各宫观陈列得富丽堂皇，被誉为“黄金白玉世界”。但由于历史上战乱及天灾人祸等多种因素，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或毁坏。现存已注册的珍贵文物七千四百多件，分别列为国家一二三级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国家稀有。金殿内的真武、金童、玉女像为铜铸鎏金，形象生动，逼真传神，均为国家一级文物。现存12座明朝御制的谛?(bi xi)驮御石碑，玉虚宫4座、紫霄宫2座、南岩宫2座、五龙宫2座、净乐宫2座。其中，最高者9.03米，重达一百多吨，造型之美，形体之大，为我国罕见。明代御制瓷制武当山玄天上帝圣牌，高1.01米，宽0.5米，造型别致，由座、盖、边榜、牌心等七块构件组合而成，在须弥座上，瓷塑流云仙鹤；两块边榜为二龙戏珠祥云图案；顶为如意形，作云涌祥云；牌心书“武当山玄天上帝圣牌”。既不同于皇室大庙里的灵牌，也不同于民间的祖宗牌，是道教灵牌中仅存的一例，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价值，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1982年出土的明建文元年(1399)由湘王令工制造的一条赤金龙，现存彩玉龟蛇钮玉玺，以及紫霄宫内保存的铁制铁树开花灯等，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一部《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是明正统五年(1440)御制，纸为泥青笺，全书字画均为金书，虽经五百多年，仍崭新如初，被誉为镇山之宝。全山尚存的各种文物均具有很高的科研和艺术观赏价值。故武当山有“道教文物宝库”之称。
　　武当道教音乐是中国道教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简称武当道乐。它承袭了远古巫觋舞乐传统，吸收了先秦时的民俗祭神音乐、宫廷音乐、民间音乐中的精华，根据道教特有的审美情趣，对之进行综合与改造，形成了独具神韵的道教音乐，有渲染法事情节，烘托宗教气氛的作用，并贯穿各项法事活动始终。武当道教音乐形成较早。东汉时，道教的《太平经》认为，音乐可以感天地，通神灵，安万民。东晋时，《元始无量度人经》认为，梵气之离合而成音，这种自然之音便是大梵的隐语。这样，道教音乐就成了天神的语言，赋予了它神圣性。南北朝时，北魏道土寇谦之改直诵为乐诵，把念诵经文与音乐结合起来，相互陪衬、烘托，融为一体。南朝刘宋道土陆修静，吸收儒家礼法，制订斋醮仪式，逐步规范化。唐宋时，已初具规模。唐代时，宫廷音乐传到武当山。五代武当著名道士陈抟熟读经书，音乐修养很高。南宋时，武当道士孙寂然奉旨入宫设醮倡道。元代时，由于历代皇帝推崇真武神，每年真武生日、天寿节及皇帝生日，皇室都直接遣使到武当山建醮，使武当道乐得到发展。
　　明代，是武当道乐发展最辉煌的时期。由于武当道教受到明成祖朱棣的推崇，大建武当，使武当山成为“皇室家庙”，朱棣还亲自撰写《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供武当道士演唱，并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分派到武当山各宫观办道。祭祀也按宫廷制度设置“乐舞生”(受过宫廷祭祀音乐训练的御用演礼、诵经、奏乐的人)，还经常在武当山设坛建醮，少则三天七天，长则四十九天。“在这类盛大的国家祀典中，道乐阵容庞大，不仅动用本山数百名道士，还行文全国各地征调道士协助，并抽调宫廷雅乐队来大壮声威”，在武当山形成了“仙乐忽从天外传”、“仙乐飘飘处处闻”的景象。这样，武当道乐不断完善和成熟。清代至民国时，由于道教不受官方重视，道众或出走，或还俗，通经乐者已不多，“盛极一时的武当道乐几乎声断直捎”。
　　武当道乐是“歌舞乐”为一体的艺术形式，可分为“韵腔”和“曲牌”两大类。再根据演唱的场合和对象的不同，韵腔又分为阳调和阴调，曲牌分为正曲和耍曲。阳调，主要用于殿内祀典，配合课诵、演法，其对象是“神”，是在宗教内部活动中应用的歌曲；阴调，应用于殿堂外的斋醮道场活动，对象是“人”，是在宗教外部活动中应用的歌曲。正曲，用于为神灵做法事；耍曲，主要用于为俗民做道场。演奏乐器有钟、鼓、吊锣、铙、钹、木鱼、笙、策、管、笛等。
　　武当道乐，既具有中国道教音乐的共性，又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具体如下：
　　一、庄严典雅的气质。唐至明代，武当道场受到皇室的重视，在武当山安置神像，科仪法事，配置乐舞生，纳入皇室官府议事日程。宫廷雅乐对武当道乐影响很大，因此，具有宫廷音乐压严典雅的气质。二、混融一体的独特宗教韵味。武当山的全真、正一等派别的道士长期同室讽诵经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形成了既丰富多彩，又协调一致的武当仙乐神韵。三、南北交融的地方特色。武当山与川、陕、豫相邻，这一地区的民歌、曲艺、戏曲十分丰富，武当道乐受之影响。再者，皇室从全国各地钦选四百多名高道来武当山办道，外来道士常到武当丛林云游挂单，都对道乐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四、武当道乐还融合吸收了相当数量的佛教文化因素，因而具有道佛融合的宗教风格。
　　武当山药用植物极为丰富，被誉为“天然药库”。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记载的1800多种草药中，武当山就有400夕种。据1985年药用植物普查，全山药材有617种，较名贵的有天麻、七叶一枝花、绞股蓝、何首乌、灵芝、黄连、盾叶薯蓣、江边一碗水、头顶一颗珠、天竺桂、千年艾、巴戟天等。其中，武当山绞股蓝皂甙含量为人参的三倍，被誉为南方人参，并被广泛用于抗癌药物；武当山的盾叶薯蓣，俗名黄姜、火头根，其单株皂甙元含量为16.15％，居全国之首、世界之冠(有关武当中草药知识，在《武当知识拾零·武当中草药》内有所介绍)。
　　道教以追求长生不老、修炼成仙为最高目标，为此道教徒们不懈地探索、寻找达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方。因此，民间历来就有“十道九医”之说。武当道教医药发展较早。汉武帝曾派大将军戴孟上武当山问医采药；唐代的孙思邈、宋代的高道陈抟均来武当山，或采购或修炼；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深入武当山采药……武当道教的一些养生方术，诸如行气、导引、调息、按摩等，都被纳入了中国养生领域；道教的外丹术则被纳入了制药领域，成为制药手段之一；道教的内丹术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医疗手段。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与传统医学既有联系，又独具特色的武当道教医药。
　　武当武术是武当文化宝库中的又一珍品，本课题专门探讨，此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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