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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秦子来 王 林 |
| 来源: 作者:秦子来 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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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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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文化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限的文化。中国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不同文化、民族实现着跨文化交流，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因而武术非但没有中断，还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随着武术与“他者”交流内外部环境的改变，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武术对“道”的追求，以及对武术的“误读”五方面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对这五方面障碍的深入分析，对于武术真正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切实理解武术自身和所需跨越的环境才能为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做出贡献。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传播；跨文化
中图分类号：G8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4-0096-05
Obstructions that affect th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QIN Zi-lai1，WANG Lin2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70，China）
Abstract: Transculture refers to a culture that crosses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nations. Since Chinese Wushu has acquired new ideological sources from its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with different cultures and n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Wushu is not only uninterrupted, but also constantly updated,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change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 for Wushu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such five obstructions to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s egocentrism in Wushu development, inferiority complex in Wushu development, special presentation forms of Wushu content structure, pursuit of Wushu for “moralism”, and “misinterpretation” of Wushu, have occurre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five obstructions to th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is important for Wushu to truly go global. Only by truly understanding Wushu itself and environments to be crossed can Wushu professionals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Wushu.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communication of Wushu；transculture
文化全球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的文化会在不同范围通过各种形式、途径进行不同程度的交往与碰撞，在保持文化个性化、多样化、多元化的情况下促进人类文化互相理解和彼此尊重，进而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实现文化的繁荣。而在这一文化相互交融的过程中，铭刻着民族血脉和精神的民族文化无疑会成为两种异质文化碰撞的焦点，一种文化想在“他者”开花结果，必须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互动，这就涉及到跨文化交流与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质就是“谁在对谁行为？……谁的文化在跨谁的文化？在汉语的解读中，跨有超越、跨骑、凌驾的意思，那么谁的文化可以超越、跨骑、凌驾谁的文化呢？或者换句话说，谁的文化在对谁的文化行为呢？”[1]随着“地球村”的出现，武术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既保持自己的“话语权”，又能同异质文化实现良好互动是所有武术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
在跨文化交往中“参与者不只依赖自己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而是同时也经历和了解对方的代码、习惯、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所有关系。而后者被认为是陌生新异的。因此，跨文化包括所有的自我特征和陌生新异性、认同感和奇特感、亲密随和性和危险性，正常事物和新事物一起对参与者的中心行为、观念、感情和理解力起作用的关系。跨文化是指通过越过体系界限来经历文化的归属性的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说得通俗些，“跨文化”交流就是指跨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界线的文化交流。由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变动性，使跨文化交流活动表现得异常丰富和复杂，而且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动态过程，既包括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如中美、韩日等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包括同一文化圈之内不同地域、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如英法之间的交流)；还包括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
在人类文化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随时随地在发生，只是在不同的文化圈之间、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交流表现得较为剧烈，而且难度也较大，而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的地域、民族、文化群体、亚文化群体之间的交流则相对表现得比较平稳，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产生跨文化交流的前提首先是有这种交流的需要和相互的认同感。“不向世界开放，不经常与其他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有积极或产生好结果的认同感”[3]。全球文化正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进步的。“文化认同即是人类对于某一特定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而跨文化认同则是基于本民族文化并超越于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人类普同文化的共识”[4]。文化认同使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人们能够接受“他者”的文化为己所用，促进相互间文化的进步与繁荣。
“一个民族或国度文化的进步，离不开文化传播的健康进行。‘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没有交流的文化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静态系统；断绝与外来文化信息交流的民族不可能是朝气蓬勃的民族”[5]。中国武术在其发展历程中秉承了祖先的包容心态，在与其他文化的对话中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拓展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丰富了武术的内涵，使得中国武术绵延数千年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得到更新、丰富和发展。时过境迁，人事俱非，武术与“他者”交流的内外部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信息技术和传媒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人们每天能够获取和拥有的信息量剧增，各种信息之间的交流会更加密切，而且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研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由于文化具有“终极竞争力”的作用，因此在和平环境下，各种不同文化间的竞争、渗透与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杰出代表之一的武术，如何与异质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并发挥先锋作用将是武术跨文化交流所必须面对的。
1武术发展的自我中心主义
我们在学习中国地理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在谈及中国武术时最易于被提及的就是“源远流长”，诸如此类的词汇使得我们对其认识平添几分优越感，进而导致对其缺乏全面的认识。历史越悠久的同时也说明其劣根性越多，其弊端愈加顽固，因此，对中国武术的发展也应保持平常心。“余秋雨认为，跨文化传播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就是我背后的文化是什么”[6]。跨文化传播在当今社会已经逐渐成为了一门显学，面临着许多困难，除了要了解跨过去那端的情况，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武术的自我中心主义即是对武术发展的盲目乐观、过于自信。“今天武术的发展，不仅不是需要‘转型’、‘进入’，而是需要回复传统和净化的问题。……我反对‘武术现代化转型’、‘武术进入奥运会’之类的口号，这是对民族、民族文化犯罪的真正的‘全盘西化’。……武术走向世界的终极目标，是在世界体育大舞台上与奥林匹克竞技运动平分秋色、交相辉映。我个人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或将来，武术将以不同于奥运会的另一种体育盛会的方式，聚会全世界的东方武术、中国武术精英与爱好者，并同样举世瞩目”[7]。还有就是对于竞技武术现代发展与转型的批判，认为竞技武术是“舞术”、“东方体操”等。实质上，竞技武术是在汲取传统武术养分的基础上，接纳西方体育的竞技思想而形成的一种运动形式，它只是武术发展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代表武术运动的全部，尽管这一新生的武术运动形式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传统武术如果不经历民主与科学的洗礼，不孕育出竞技武术这一新的武术运动形式，仍保持师徒传授、庙会献艺与擂台打擂等传统的竞技形式，武术就不可能进入高等学府的大门，乃至享受硕士、博士教育的礼遇，社会武术的发展将是怎样一种局面也很难想象。
对于武术发展的盲目自信实际上“是文化自卑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弱势文化的精神自慰法。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这种文化自大感是非常危险的，它会使文化的民族主义演变成为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沙文主义，从而导致亨廷顿所预言的那种‘文明的冲突’。更糟的是，这种文化自大感会造成拒斥对外开放和交流，从而减缓中国为了自强而向一切先进文化学习的努力。而另一方面，西方强势文化对中国的渗透和挤压却一点也不会因此而放缓，结果，中西之间的现实国力(首先是经济实力)将会拉开更大的差距，中国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和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时的力度就会减轻，到头来，中国文化也就不会得到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8]。中国武术要实现跨文化传播的良性互动应该尽量避免自我中心主义情结，因为中国武术目前在世界上仅仅处于“边缘体育”的角色，尽管存在着国人引以为自豪的130个拳种，但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武术究竟该如何发展仍然处于摸索阶段，而且国内的武术开展现状并不理想，也不必硬要把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平分秋色，任何盲目的自信都将为中国武术的健康发展制造前进的障碍。因此，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应秉承中国文化的极强包容性，根据武术只是发展的需要，借鉴、吸收他者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实质上，中国武术的发展离不开多种文化的主导，既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有运用西方科学而展开的选材、训练、疲劳恢复等措施与手段，“当今的中华武术的技法和训练方法中，就有许多是来自他邦异域的。近亲繁殖、营造排他性的所谓‘纯中华武术圈’，只能使中华武术学术资源日渐枯竭”[9]。
2武术发展的自卑情结
“文化自卑意识”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孔子就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中国文化的自卑情结自乾隆年间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开始，“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这就是所谓的‘一口通商’政策。这一命令，标志着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两百多年来，乾隆的这道圣旨一直被视为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0]。1840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遂成为洋务派的共同思想纲领，李鸿章即说过“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张之洞同样强调：“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遂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中国文化自信的根基彻底动摇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戊戌变法的夭亡后，国人强烈主张政治改革；“五四”运动前后则全面实行“打倒孔家店”和“全盘西化”；新文化运动全盘否定传统，致使中国文化饱尝断梗之痛和断根之忧，致使年轻人对数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失去了起码的敬意和必要的信心；“文革”期间不尊重传统文化的行为，致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数千年来的最大劫数。这是中国文化自卑情结的体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历来在‘体用取向’上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定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老师总是欺侮学生’的无数事实时时告诫国人，对于外来文化要十二倍地小心”[11]。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国武术的发展历程。
在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之前的中国武术与他国武技一直是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交流与融合，由于经济实力的衰退、落后使得中国在世界上丧失了话语权，西方世界的强势崛起使得中国不得不奋起直追，而“拿来主义”无疑是学习、赶超的有力武器，由此导致“拿来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中国武术作为饱受中国文化浸润的产物，有着自己固有的运行方式，而为了适应“拿来主义”的改造需要，中国武术开始在同类项目的借鉴中寻求发展的“短、平、快”，而这却失去了武术的特质和固有形式，无形中失却了武术本身，这在竞技武术的现代化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舍本求末，谋求暂时的发展无疑是不可取的下策。因为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太着急没有用，即使我们慷慨地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送给别人，也取决于别人意识到它的价值并乐于接受，否则也只能是“剃头的担子一头热”。在武术的跨文化交流中，我们应该摒弃自大与自卑情结，坚守自信，构筑武术跨文化交流的全新体系。
3武术内容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
由于不同种族、地域的人类具有基本相同的结构和内在基本需求，但是不同的外部生存时空环境又决定了其到达目的的手段不尽相同，这种外在的物化形态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在文化形态上留下了深厚的烙印。因此，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总有其特殊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需要。同样，一种文化与另外一种文化相比，又总有其共性存在，它构成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可能。此处所指的文化同一性并不是“统计学上的概念，并不一定包含数量上的一致，而是指一种主体性的或阶段性的共同发展趋势和欲望。我们对于文化同一性的承认，主要表现在对文化发展的整体趋向的肯定，而不是对具体思想行为的强调”[12]。各国武技作为人类抵御外界动物及敌人侵袭的一种格斗搏击术，尽管由于各民族的生存背景和文化观念千差万别，其外在表现方式也迥然不同，但是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性，“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早期各民族间缺乏文化交流，但随着各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发展，都产生了各自的攻防技击技术，我们可将其统称为武技。仅从这种意义上看，这些武技和中国武术是没有区别的，因为虽然不同人种的人在其人体结构上各有其特点，可人体的基本结构是相同的，所以人体运动的基本规律也相同，这种共同的人体运动基本规律，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人都必然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攻防技击技术”[13]。因此，各国武技总体而言具有格斗搏击术的共性，这使得各国武技具有了交流的平台，但是中国武术与其他武技的最大差别无疑是讲求“打”而不追求“打”，将人类的各种攻防格斗技术“在传统文化的牵引和道德规范的主宰下，在不自觉中走向了从本质上有别于‘原始’武技的发展境域。技击被赋予理想化，中国武术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技击艺术”[14]。正是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将讲求“打”的技术、效果艺术化处理后，产生了有别于他国武技的独特运动形式——套路。
文化的共性与特殊性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具有可能与需要，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其技击性使得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具有可能，而中国武术通过技击的艺术化——套路，使得武术的跨文化交流具有需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常识，这既为武术的发展带来机会，也使武术的发展陷于艰难的抉择。首先，人类结构的相似使得不同种族的人类学习格斗技术较为容易，但是套路使得异质文化对于中国武术的理解与掌握增添了些许难度。武术套路向来以含而不露的技击韵味、抑扬顿挫的演练风格、纷繁复杂的肢体展现、变化多端的运动路线而著称，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武术平添些许畏惧，使得武术在跨文化交流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其次，西方人究竟喜爱中国武术哪些内容，这应该是中国武术跨文化传播首先需要面对的。目前国家大力发展竞技武术，利用国家力量进行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也是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竞技武术无疑是用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阐释的产物，但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遗余力地传播竞技武术并不“买帐”，因为他们从竞技武术中看到了曾经熟悉的体操化、舞化倾向，他们更加偏爱传统武术，由此而造成了传播理念的错位，人为制造了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加拿大爱特蒙顿基宏太极拳学院的罗红元、古岱娟两位院长告诉笔者：竞技武术在加拿大开展并不理想，因为现在的跳跃、平衡对人体的伤害太大，传统武术尤其是太极拳更加符合西方人健身、休闲、养生的需要。
4武术的“误读”
外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来源于中国饮食和中国功夫①。而对中国功夫的了解则主要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该片的全球热映带来了中国武术的全球热。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武术扶持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推动了中国武术的流传，但是作为艺术表现形式的电影通过夸张的艺术手法使得习练武术者可以飞檐走壁、腾云驾雾、排山倒海，大大突出了武术防身、攻防的一面，为武术包装了太多光怪陆离的“现代观念”、“新潮情感”，添加了神奇的特异功能或妖术鬼技，动辄腾飞万丈，潜地千尺，或者搞一些连名称都吓人的“阴阳大法”，伪化的武术使得西方人对武术充满了神秘的幻想，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对武术的“误读”。等待“热”过之后无疑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尽管是被武打片骗了，与武术没有关系，但这笔帐最后要记在谁的头上、让谁买单？长此以往，必将会影响中国武术的良性发展。
生活中的武术是实实在在的，影视中的武术是加工后的艺术武术，是宣传武术的一种手段、途径。电影与武术的结合虽然给我们带来了视觉享受，宣传了文化，但是对于武术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要透过虚幻的表面看到真实的武术本身，我们不能改变电影对武术的艺术创造，但是我们能通过我们喜欢武术的人们将武术的真实、武术的精神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武术包括术、技、理、意、道等含义，我们不能仅仅限于术与技的纠缠中，“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筌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是中国人自己存在的文化方式，因而赋予了中华武术无限的文化内涵和魅力。“我想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上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6]。“还原真实武林，传承功夫精髓”的央视武林大会的举办揭开了传统武术的面纱，涤荡传统武术的污泥，人们真正认识了中国武术，给武术发展创造了一个理性的空间，这条道路泥泞而艰辛，但是我们正在努力。
5中国武术注重“道”的追求
由于东西方是在不同的文化范式下各自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并运行的，而产生于其中的武技因此也受着不同文化特质的主宰与控制，西方主智、重外显、自然和思辩的理性精神、以科学为支撑的人文精神，东方主德、重内求、道德和人伦道德精神。总体来讲，西方文化注重结果，而东方文化追求过程，正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内核存在上述差异，使得东西方人对中国武术的学习也产生了迥然有别的态度。
在武术界，素有“太极十年不出门”之说，“十年”当然只是一个时间上的概数，其实质是说精于太极拳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中国武术的任何一个拳种无不如此。而西方人由于其文化的影响注重追求结果，他们希望通过半年、一年的学习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进步，而跆拳道、空手道等其他东方搏击类项目的适应性改造，通过段位制的变化使得西方人通过短期的学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这一方式无形中迎合并加强了西方人的固有思维。这一思维定势显然与中国武术的学习“不合拍”，中国武术的“技击”只是中华武术练习层面的有形表达，是中华武术中有迹可寻的形而下的“筌蹄”，强身健体是中华武术的外在依附和载体，其核心和形而上的应该是对“道”的体悟，是个人道德修养的不懈追求，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个人修炼过程。“长期来，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由此铸造了中华武术博大的文化景象”[15]。
中国武术的跨文化传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武术的跨文化传播任重而道远，唯有切实理解武术自身和所需跨越的环境才能为武术的跨文化传播迎来灿烂的明天。对于影响武术跨文化传播的障碍，本文只是做些初步的探索和研究，要使中国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还需要百倍努力。
注释：
① 该观点来源于2007年9月24日笔者在加拿大卡尔加里Jack Singer音乐厅参加“中加手拉手为奥运喝彩”文艺晚会主持人Jan Walls（王健）的解说语，Jan Walls为加拿大人，汉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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