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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纵观武术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1)1978~1989年的武术教育思想大讨论,起到了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武术的作用;(2)1990~1999年武术在学校教育中全面推广,期间武术的文化内涵、教学和学科体系的构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3)新世纪伊始,学者们从武术教育的历史入手逐渐过渡到武术的文化教育价值、教育改革、教育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上来。贯穿这一历程的主线则是武术教育的日益完善与发展。但30年来的武术教育研究却不容乐观:基础理论研究不深入、应用理论研究规模小、研究范式与方法较单一、跨学科与跨领域的研究较其他学科少。研究表明,拓展武术教育研究领域,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与方法将成为未来武术教育研究的趋势。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武术教育;综述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09-0092-06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但引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也导致整个社会体制、人们的社会交往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武术教育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大变迁和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总体来说,30年来武术教育的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的恢复与重建;90年代武术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全面推进;21世纪武术教育在教育发展中的重新定位。
1武术教育思想大讨论(1978~1989年)
1.1关于武术性质的讨论
建国后,武术被正式列入体育范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其艺术表现功能成为发展的主流。关于武术性质的争鸣由此开始。蔡龙云[1]在1957年《新体育》第2期上撰文指出:武术套路“功能上在于它的动作优美,气势雄健,能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是技击反映在舞中的表演艺术”,这种“舞”可以看作一种“古代艺术体操”归纳在体育项目之中。而吴明高[2]在《新体育》第4期则指出:“武术是健身和学习技击的东西……如果武术失去了‘技击’,它就不成为武术,而变成纯粹的体操或者舞蹈动作。”接着徐哲东和向一等人在《新体育》和《体育文丛》上也发表看法,一致认为不能过分强调武术中的“舞”,武术的发展离不开“技击”,争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改革开放后,由于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武术界思想解放,关于武术性质争论又掀起了一番高潮。1983年,孙金亮[3]就当时《武术》教材中有关武术概念的表述表示质疑。当时《武术》教材主要执笔者习云太[4]对该文章进行了回应,虽然他们争论的焦点在武术与武勇、武艺的区分上,但二者对于武术性质的理解还是一致的,即认为武术属于中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体育属性。此后,一些学者认为技击是武术运动的本来面目,技击性是武术区别于其它民族形式体育运动项目的本质属性,健身只是武术的价值之一[5]。
虽然这一时期关于武术性质和价值的探讨没有达成共识,但对于武术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有助于人们纠正长期以来对于武术就是打的片面认识,引导人们走出“唯技击论”的误区;第二,它凸显了武术的体育属性,有助于人们明确武术的健身价值;第三,它活跃了武术的科研气氛,为后来武术教育思想的发展打下基础。
1.2对武术教学的初步探讨
改革开放后,随着武术在各级学校的开设,社会对武术老师以及能够胜任武术教学的体育教师的需求量开始增大。因此,这一时期学界对于武术教学方面的探讨主要集中在高校武术专业教学和武术普修教学方面,讨论的热点涉及到武术教学的组织与教法、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如何提高教学质量、重视教学中攻防意识的培养等问题。
郭志禹[6]探讨了在武术教学中如何正确运用迁移原理;高雪峰[7]认为在教学训练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思维过程的各个阶段施以影响,能有效地提高武术教学质量,促进学生能动地学习和掌握武术知识和技能。有学者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离不开加强学生攻防意识的训练和培养。从相关研究内容来看,涉及的面较窄,尽管当时《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但武术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从研究的水平来看,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思辨和经验描述的层次上,缺乏研究深度和学理上的提升。但在当时中国武术教育恢复重建的背景下,有这样对武术教学规律探索的研究实为可贵。
2武术教学在学校教育中的全面开展(1990~1999年)
1990年10月,国际武术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武术在世界的推广已初具规模。早在80年代中期,我国各级各类的武术竞赛活动已日趋活跃,各类武术馆、拳社不断涌现,“据1992年统计,全国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武术馆、站、校达1万多个,入校习武的青少年就有几百万人。全国参加武术活动的群众人数约6 000万人”[8]。80年代末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武术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提出:逐步落实学校体育课的武术教学。同时,教育部门也积极倡导武术教学的开展,90年代各体育院校和综合院校的体育系在武术专业方面已形成了“老、中、青”年龄结构,“高、中、低”职称相结合的教师梯队结构,培养出不少武术专业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为武术教育提供了现实的环境。
2.1立足传统文化挖掘武术内涵
90年代以前,武术概念的模糊性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武术的认识是肤浅的,还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武术发展观。90年代后,随着武术的普及,人们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重新思考武术的内涵与本质。从研究文献看,这期间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武术与兵家、中医、美学、哲学、戏曲、书法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入广泛探讨中国武术在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和借鉴,从而加深了对武术的认识。
阮纪正[9]的《中国武术本体载体纵横谈》是这一研究的典型代表。他认为,武术是中国文化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跟中国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与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相关;武术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和中国古代的哲学、医学、兵法、技艺等等都是在同一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中形成和演化的,因而具有相同的结构和特征,同是中国文化这个本体在某个特定领域载体中的表现。另外,有些学者从文化学的角度研究了武术本身的特征。程志理、谢坚[10]认为武术是一种符号结构,是超越了每个活动者活动方式的普遍的含有特定意义的人体活动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制约着武术活动的建构原则,进而决定了武术的各种具体形态和模式。李成银[11]认为武术作为完整的文化体系,主要由技击观、价值观、伦理观3方面相互联系与制约,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武术文化构架。
将武术置于整个中国文化大系统并从文化学的视角进行研究,突破了80年代囿于武术内部的研究范式,深化了人们对武术的认识,为后来东西方武技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学术基础。
2.2武术教学研究相对滞后
随着武术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全面开展和师资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时期武术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微观方面涉及到教学方法、教学实验等,宏观方面包括教学过程、教学模式、教学原则、教学思想、教学现状及教学改革等多方面。
武术教学方法较前一时期更加多样,许多新方法开始引用到武术课堂当中,如微格教学法、念动教学法、启发式教学等,传统与现代并重。受实验教育学影响,不少学者进行了武术教学的实验研究。如:莫加兰的《高校公体武术教学实验研究》(1995),张彩琴的《“随堂实习”在武术普修课教学中应用的实验研究》(1996),胡洪济等人的《武术套路教学中运动技能遗忘规律的实验研究》,朱永光的《关于武术套路教学采用高效模式的实验研究》等。
这一时期关于武术教学的研究并没有突破80年代的研究范式,很少有其它学科领域的理论应用于武术教学研究,方法仍然单一,深度不够。从80年代末开始,素质教育为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所关注,但从文献来看,当时的武术科研工作者却很少有人参与这一主题的探讨。90年代武术的文化教育价值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关于武术馆校和民间武术传承与发展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其原因一方面与当时人们对武术认识肤浅、整体科研水平不高有关,另一方面由于武术人才短缺,许多武术科研人员被社会武术事业吸纳。
2.3武术学科体系初步形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武术学科的探索和初创阶段,其研究的对象、范畴、方法和概念体系还都处于争论和探讨之中,尤其是缺乏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相关概念也比较模糊和混乱。
周伟良[12]系统地探讨了武术学的学科属性和基本研究范畴,勾划武术学的理论体系框架。温力[13]认为,武术学科理论体系是由武术和相关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的若干相互联系、制约的知识层面所组成的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包括武术和从事武术锻炼的人;其研究方法是注重整体思维、注重和谐、注重技击特点和辩证的现代科学综合研究方法;该体系分为武术的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基础;武术的生物学和其它学科基础两大分支。张选惠[14]则根据当时武术专业人才所必备的知识结构,把武术学科体系划分为4个知识群:基础理论、应用理论、专业技术、技术理论,初步构建了武术学科的知识体系。叶伟、蔡仲林[15]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入手,认为人、活动形式、理论基础是构成武术生态的3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武术学科体系应包括武术者的理论研究、武术活动形式的研究以及武术与外界环境关系的研究3方面。1995年由徐才编写出版的《武术学概论》标志着武术学科体系的基本形成。
武术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为武术研究搭建了更为宽广的平台,有助于深入认识武术的本质,同时也标志着武术研究成为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3武术教育的重新定位(2000年至今)
改革开放后的武术教育一直是沿着竞技体育的道路发展的,无论从教育内容(竞赛套路和散打)还是评价模式(武术竞赛)来看,其发展路向十分单一,学校武术的竞技化倾向淡化了广大学生对武术的兴趣。2001年7月,北京取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此后,武术便开始了“申奥”之路。这期间又加剧了学校武术的竞技化发展模式,似乎武术教育唯有等到武术入奥才能走向世界。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批武术专业研究生加入到武术科研领域,武术教育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同时,素质教育、终身教育、以人为本等新的教育理念也逐渐被引入到武术教育的研究当中,许多研究者开始重新审视武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功能目的、内容体系及其发展路向。
3.1反思历史——拓展武术教育的视域
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讨论武术教育的历史,主要是肯定近代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的历史价值。21世纪,诸多学者对武术教育的历史价值也同样持肯定态度,但他们对武术教育的范围有了新的认识和拓展,把社会武术也纳入了教育的视域。
王晓东和高航[16]阐释了武术进入学校的历史渊源以及武术在中国古代教育和学校近代教育的社会基础,为现代武术在学校中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张立新、张辉[17]认为,清末民初的国民教育思想对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学校武术的确立与发展,加强了武术的社会普及。毛海涛、刘树军[18]从儒家礼文化的角度,对传统武术礼仪教育进行了研究,为当今武术界重新制订武术礼仪规范提供了参考。倪金福[19]对近现代学校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的演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中国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的演进经历了价值轻视、价值再认识、价值偏离、新中国武术文化教育价值的继承与发展4个阶段,而“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则成为新世纪学校武术文化教育的价值取向。
只有将武术教育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相联系起来,才不至于孤立地看待武术教育,将目光仅限于学校武术教育;我们现在的武术教育思想也只有不断地从武术历史中吸取营养才能保持鲜活和超前。
3.2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武术的教育价值
武术进入近代学校教育系统是土洋体育之争的产物,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国民的民族认同感,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武术本身具有的培育价值、健身价值和文化教育价值。90年代,关于武术教育价值的探讨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的,观点多集中在武术的民族精神培养和健身价值方面,21世纪初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民族文化的高度重新认识武术,界定武术的文化教育价值。
武术文化研究和教育研究是关系到弘扬民族精神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战略问题,只有与国家利益和民族兴衰相联系,站在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去研究,才会生机无限。张茂于[20]认为,武术在高校普及,有助于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继承,对发扬民族优秀品质,振奋民族精神,崇尚文明社会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可[21]认为教育传承的缺失是造成目前武术运动两极分化的根源,促进武术运动的本土化教育,实现“文化武术运动”的广泛传承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李淑芬[22]认为,华侨学校的华文教育应充分发挥武术的多元价值功能,兼顾武术的教育性、技击性和健身性,提高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素养,增强中华民族自豪感。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于武术教育价值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武术教育的本质,即武术教育的终极价值层面。武术教育的终极价值应该是促进人性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人社会属性的发展,即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自身精神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促进人自然属性的发展,即在保证机体健康的基础上促进个体某些潜在本能的挖掘与提高;这两方面的协同发展才是武术教育的价值所在。
3.3人才培养理念由专才向通才转变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的近20年间,我国高校武术专业人才培养一直深受专才教育理念的影响,各校的培养目标几乎一致性地定位在培养从事武术教学、训练和科研工作的“专门人才”上。然而,“专门人才”本身存在的基础理论知识不宽、文化修养不够、社会适应能力差等缺陷在市场经济时代暴露无遗。90年代末,高校武术专业便严重存在单一项目领域培养人才、专业课程体系不完善、学生文化素质偏低等问题。随着我国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一些新的教育思想开始影响到了武术这一学科领域。武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开始由“专”向“通”转变,由注重学生知识和能力的提高,到强调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一时期,武术教育改革探讨的热点集中在高校武术专修与普修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
在培养目标上,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即培养复合型武术专业人才。曾世华[23]提出构建实用武术课程体系,使实用武术专项立足现实,面向社会,着眼未来,实现跨世纪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战略构想。于翠兰、陈亚斌[24]认为:通过对学生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以及人文素质综合能力等教育内容的设置,使学生达到一专多能、文武兼备的复合型武术专业人才,将构成新世纪武术专业教育的新理念。然而旧有的课程体系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支撑这种培养目标的实现。课程体系改革应从更新思想,转变观念,完善课程教材内容,改变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考核方法和考核内容等方面入手。邱丕相、王国志[25]建议武术教育改革应在教材内容的选编、教学方法的创新上下功夫,借鉴国外武技发展的成功经验,站在为全人类的健康与进步服务的高度认识和解决当今武术教育存在的问题。新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方能推而广之,近几年也有不少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从原则、理论、实践、方法等几个层面进行了优化研究。张鹏程[26]认为新的武术普修课程内容体系的构建,可适当增加地方传统拳术和传统健身功法,以便解决目前高校武术教学内容与现实实用性相脱节的弊端。刘鹏[27]在武术普修课教学中进行了“自主学练法”的教学实验,结果显示“自主学练法”在学生成绩、教学的满意度、实习效果等方面均与传统教学方法存在显著性差异,“自主学练法”符合武术教学的要求。
3.4武术教育体系的提出
中国武术的竞技体育之路充满困难前景渺茫,而传统武术又面临流失日益严重,武术整体发展陷入了困境。一些学者重新思考武术的未来与发展,开始认识到武术本身具有的文化和教育价值才是武术传承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武术要想发扬光大,必须借助学校这个本土传承的“主战场”,重视武术文化在学校中的教育传承,充分挖掘武术文化的教育价值。具体到武术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近几年有学者开始提出建立武术教育体系的设想,王岗、邱丕相[28]在论述中国武术教育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武术教育的国家意识、国学意识、学科意识、文化意识、拳种意识等几个层面,提出重构中国武术教育体系的理论预设。认为建立武术教育体系是当前学校武术教育发展的根本,也是武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站在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高度看,武术教育体系的提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从观念层面来看,这是一次人们对武术教育乃至整个武术认识上的深化,并对它们的存在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其次,从空间来看,这一体系首次将民间的武术教育纳入进来,而不像以前那样局限于学校;再次,从时间来看,这一教育体系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从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到退休后;最后,从价值取向来看,这一教育体系是着眼于人的发展,凸显了武术这一教育形式的教育本质。
4反思与展望
纵观30年来武术教育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尤其将其放入整个教育研究的大背景来看更是如此。无论从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还是从研究的范式、方法到研究的领域、学科,都值得我们去总结、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的研究趋势。
关于武术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武术的性质、历史、价值的探讨,旨在解决武术是什么的问题。武术究竟是什么,目前的研究仅仅是认识到了武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及内部的构成要素,但并没有解释出武术存在是什么,即武术在时空中的位置。武术研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更加准确和真实地认识武术,力图把握武术发生、发展的历程。目前的考古成果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因此武术的起源和发展也不会限于黄河流域,然而目前武术史的研究成果还不能证明这一点,今后应当加强民族地区武术史的研究。自民国至今,人们对于武术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从强国强种到强体健身,再到培育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文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人们对武术认识的不断深化。然而,始终缺少针对武术教育终极价值的探讨,即武术对于人性发展的价值何在。
武术教育的应用理论研究多集中在高校武术教学方面,而针对基础教育中的武术教学研究却少之又少,对于武术教育中组织管理方面的研究也很少。纵观各时期武术教学研究的成果,提出问题的人多,解决问题的人少;理论思辨的人多,付诸实践的人少。这也许是导致30年来武术教学中的内容、方法、模式改观不大,学生对武术课的兴趣、老师对武术教学的积极性有减无增的原因之一,同时也说明了武术教育研究中的功利性倾向较明显。在应用理论方面,武术教育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与学生身心发展相吻合的武术教育内容体系,这也应当是今后武术教育研究的重要方向。
从空间和时间来看,目前武术教育的研究领域还比较窄。研究认为凡是存在武术传承现象的地方和年代都属于武术教育研究的时空,因此其领域要从学校拓展到社会,从中原拓展到少数民族地区,从今天追溯到人类起源,从活生生、至今流传不息武术传承探寻武术教育的真正意义。因此,今后的武术教育研究,不能仅仅只聚焦于学校,还应当放眼于民间这一武术赖于生存和传承肥沃的广大社会空间。从广义的教育出发研究武术,一方面可以弥补以前对于社会武术研究的欠缺,另一方面可以使学校武术与民间武术建立联动机制,促进其和谐共生。
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来看,武术教育甚至武术还属于备受冷漠的领域。目前,从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其它学科研究武术的成果并不多见,即使少数的相关研究,也大多属于武术学界的人员借用其它学科的基本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所以,如邱丕相教授的呼吁:“武术的文化研究应涉及更广阔的领域,争取更多其他学科专家的参与”。
改革开放30年来武术教育研究的范式和方法还比较单一。思辨的研究范式一直是武术教育研究中的主流,科学实证式的应用研究并不多见。理论思辨若不能上升到哲学层面,便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抓不到问题的要害,从而无法指导实践。目前武术教育研究的范式向上升不到哲学高度,向下落不到实践层面,许多研究者热衷于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导致武术教育理论研究多而空、应用研究匮乏的现状,这可能是影响武术教育整体研究水平不高的最主要原因。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受思辨研究范式的影响,文献资料法成为30年来武术教育研究中的主流,像问卷、访谈、观察等实质性的研究方法很少见。今后随着武术教育研究领域和空间的拓展,多种研究范式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被引进来。
新世纪,体育界许多学者呼唤体育的人文精神,这对于武术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应该有所启示。武术的发展不能仅停留在如何为国争光、追求政绩,如何获得最大利润上,它将从“侧重抓提高”为政治经济服务的旋涡中回归到“以人为本,健康第一”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服务的文化层面。今天,尊重存在、尊重多元已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人们将具有更加广阔的国际意识,同时重视本土文化的意识也将日益加强。我们要想使武术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波及全球,就必须从人类教育的本质出发,探索出武术促进人类人性发展的契合点。未来的武术发展要“更加重视育人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制造肉体工具。体育不能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精神世界、有生物性的个体差异,体育应以人为出发点,从人本身出发考虑问题。以人为归宿,以人的需要贯穿始终”[29]。因此,今后的武术教育研究必须以改革开放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拓展研究领域和视角,引入多元研究范式和多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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