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既然古为今用那样便于实行又很有好处，为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是“国学热”而非“古为今用热”呢？

　　答：当前出现了“国学热”，这不是偶然的。主要因为国内国外都有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中华传统文化，并认为其中有丰富的思维成果可以在现实中发挥作用。在此以前，已经出现过“孙子兵法热”、“三国演义热”、“菜根谭热”、“老子热”、“孔子热”等等，这些“热”都热在古为今用上。有一篇报道题为《〈孙子兵法〉在世界流行》，其眉题为“美国兵打仗时带在身边，在日本成俗语常挂口头”，文中还说到美国人将《孙子》用于商业领域的情况，例如“美国著名的市场营销专家迈克尔森长期从事《孙子兵法》的应用研究工作，他撰写的《12营销原则》一书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概括和提炼，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营销制胜体系。”（见2006年5月29日《环球时报》第7版）还有一篇报道题为《日本人重新亲近〈论语〉》，其眉题为“网站开设专栏，商界提倡学习”；其中有一节的小标题是“IT时代需要《论语》”，文中说到被称为日本近代“实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其所著的《〈论语〉与算盘》中称义利合一是儒商的经营原则，一个企业家必须做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眼下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日本软银金融集团首席执行官北尾吉孝又将这一理念引入道德日益沦丧的现代商场，俨然成了日本新儒商的代表。而凭借着他的号召力，日本商界也掀起了一股将《论语》和为商之道相结合的热潮。”（见2006年4月14日《环球时报》第20版）

　　至于国内的情况，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当前社会上有多种人想更多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如离退休老干部、企业家、书法创作者、收藏爱好者及收藏业工作人员、旅游工作者和对外汉语教育工作者，等等）。他们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求古为今用，而客观上很有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所以，我们用“国学”来回应国内外的学习要求是不完全对口的。但这并没有多大关系，一则“国学”研究的确有必要而且要有新发展；二则“国学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研究生课程《中华传统文化概论》。后因工作变动，不能再开设课程了，只能作些讲座。讲座大多是面向社会的，通过与听众的交流，越来越意识到要多讲古为今用的内容。但如何古为今用还是要作专门研究的。我深知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粗浅，尤其是古为今用如何与现代诠释理论及接受理论恰当结合，常常感到很难把握分寸，还须在实践中继续摸索。